被“鸡头”改变的村庄

2002年12月20日

“我哭不出声来,我用牙刷盒子把我的左手腕锯开了一个口子。这时××来了,他用力箝住我,扯我的裤子……××走后,我继续割腕,割开了一寸三分长的口子。我边割边用自来水冲洗,以使血流得快些。我想我没有脸见我的爸爸妈妈了,割腕的嚓嚓声中,我的眼泪不停地流。

——摘自小翠(化名)申诉材料第20页

在当地,以非法组织卖淫为业的分工严密的“鸡头”集团已猖獗了近十年之久,为数众多的当地少女遭到残害;当地的淳良民风正逐渐改变:就像任何一种赚钱行当一样,做“鸡头”变成了一种职业:“不重生男重生女”,在当地几成现实。  

“鸡头”寻“货源”7部曲

  • “鸡头”以“打工”、“出去玩”、“谈恋爱”等名义,引诱干农活或上学的女孩

  • 把女孩带到二鸡头汇集

  • 由大“鸡头”内部协调,将女孩“发往”各地

  • 由“带货者”把女孩带到目的地,实施强奸

  • “媒子”对女孩进行说服、培训

  • 迫使女孩就范,“鸡头”谋取暴利

  • 女孩流失后,“鸡头”寻找新的“货源”


2002年11月中旬,一名读者向记者报料,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湖南省溆浦县有一批被称作“鸡头”的人,他们拐带女孩,强奸她们,并强逼她们卖淫。

那位读者说,几年前当地一位名叫张希生的老人对“鸡头”现象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并带领一些受害女孩家长进行抗争。但这些抗争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几天后,记者前往张希生老人的家乡溆浦县低庄镇,展开了调查。

在张希生家

溆浦在湘西,从长沙坐车西行,还有近十个小时车程。这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两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於此,并写下了千古名篇《涉江》。

正是初冬时节,阴雨天气已绵延了好多天。11月16日,冒著蒙蒙细雨,在换乘了火车、长途客车、小公共汽车和“慢慢游”(当地对简易机动车的称谓)后,又踩著泥泞在乡间小路上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七八点,记者终於到了张希生的家——溆浦低庄镇荆湖村。

一个极为普通的乡村人家,不寻常的是,堂屋的四壁上贴满了条幅。一幅狂草格外醒目:“当年保卫一方安,蛀虫害马亦胆寒。刀上有钢草木断,心中无私天地宽。”张希生的老妻说,这是张平时感叹时局写下的明志之言。

在溆浦,张希生是个大大有名的人。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嫉恶如仇,为人热忱,好打抱不平。更难得的是,他懂政策和法律,所以村民们有事总爱找他。根据张妻的介绍,多年来张希生共协助当地警方破获了300多起案件。

“晚了,你们来晚了,他现在进监狱了。”张妻说。年中,62岁的张希生在带领一帮老人到有关部门反映一情况时,因人群中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抓。9月,张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判7年徒刑。

将挤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赶走后,张的儿子张妙林小心翼翼地从里屋找出一个油纸口袋,低声说:“这就是村民们反映的材料。”

这本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厚厚材料,张希生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整理出来,它记录了该镇7名被骗外出卖淫少女及其家人的血泪控诉。这本能侥幸保留下来的控诉状,真实记录了发生在少女们身上的令人发指的一幕:

血泪控诉:被骗外出、强奸、被迫卖淫

1998年12月2日。一个令低庄阳兴村农家女小莲(化名)终生难忘的日子。她和同村女孩小翠(化名)、荆湖村的小菊(化名)、月塘村的小梅(化名)——她们的年龄在14至16岁之间——在邓娟等当地女孩“到外面玩玩”的游说下,被从家门口带离开。后经证实,邓娟等是受“鸡头”龚海建指示的。邓娟早年被龚海建带出去,后来成了“二鸡头”。

第二天,在龚海建等人的带领下,小莲等4名女孩被骗到广西贵港市一家旅社住下。当晚,在夜幕的遮掩下,罪恶上演了。借助小莲、小翠等人的回忆,我们得以接近那个血泪斑斑的夜晚:

“我听到小翠的房间里传来著啪啪的打斗声和哭声,起身去看。原来张贻胜(龚海建同伙)摸到小翠的房间,捂住小翠的嘴,要强奸她;小翠不从,挣扎著跑到窗边,说:“谁敢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张贻胜走过去,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又两脚踢在她的小腹上,说:“你觉得老子不好,那你就和张明(龚海建同伙)睡去!’小翠仍然不从,张贻胜将她的鞋脱掉,用鞋打她的嘴,我看见小翠的嘴血沫飞溅,脸一下子就乌青著肿起来。”

——摘自小莲1999年3月28日控诉材料第12页

小莲、小菊、小梅分别遭到龚海建同伙的强奸,小翠幸免。

第二天白天,小翠曾想买刀片割腕自杀,但她没钱。这天晚上,她最终没有逃脱厄运:
  

“张贻胜过来抱我,我一动他就打我耳光。他用一只手箝住我的手,用一只脚扣住我的脚……”“我恨死了他们,我说我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可是他们不许,张勇说,‘你得接客去,接了客有了钱,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摘自小翠控诉材料第8、20页

随后小翠被“以5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

4名女孩就这样在贵港开始了卖淫生涯。在那里她们遇到了很多来自低庄的女孩。不久,4名女孩中的3名份别被带到南宁、深圳、北海,在那里,她们也遇到了很多低庄女孩。

除了这4名女孩外,材料还附带另外3名女孩的控诉,其中一名女孩是张希生的外侄孙女,她被拐带强迫卖淫时只有13岁。而另一名13岁女孩小华(化名),在小莲等4名女孩被带出后的第二天,被双井乡人张某等带走,在40多天里接客70余人,后来患上了严重的性病。

在控诉材料的最后,小莲是这样结尾的:

“听老人讲,过去有一首歌,说生活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妇女在最底层,看不见太阳,看不见的天,数不尽的日月,数不尽的年。多少年多少代,盼得铁树把花开……我在想,铁树真的开花了吗?”

家人:从抗争到绝望

为了找回女儿,小莲的家长们曾想求助于警方,他们到低庄镇中心派出所报了案,却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无奈之下,古月瑞(小莲的父亲,化名)、张刚(小翠的父亲,化名)等决定自己去找。这时他们已知道女儿是被龚海建一伙带走的,他们找龚海建的父亲要人,哪知龚父哈哈大笑,斜著眼睛,嘴角一撇说:“你们还想报警?我儿带女已不是一两回了,你听说谁来抓过他?再说,低庄这么多‘鸡头’,你又听说谁被抓过了?”

最后,被逼缠得无法脱身的龚父被迫带古月瑞等前往贵港。其时小莲已被带到桂林卖淫,一直等到晚上6时,古月瑞才看到自己的女儿:她面黄肌瘦,浑身发颤,不敢说话。但他什么也不敢说,在接女儿走时,他看见一群群“鸡头”“恶狠狠地”盯著他俩,眼神“像要杀人一样”。

同去的小菊母亲则没有这般“幸运”:“鸡头”并未如约将小菊带来,伤心绝望之下,她跑到小菊“上班”的旅社门口哭喊起来。但“谁也没有理她”。

回到低庄后,小莲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言不语。她说曾想向当地警方报警,但有一次来了个警察,听说她只有14岁,便骂“鸡头”:怎么这么小的也搞来了?

愤怒之下,古月瑞决心联合其他几个家庭,向公安局举报。但是他们跑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后来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张希生。就是从这时起,张希生老人带著他们走上了漫漫求助路。

1999年初,他们偶然中听说低庄派出所将一名涉案“鸡头”抓获,曾非常欣慰,以为正义将得以彰显,但很快便失望了:这个鸡头不久就被县公安局放了。

为此,张希生曾带领古月瑞们找到时任溆浦县公安局局长的沈某,张希生大声质问:为什么会这样?沈局长很尴尬,让张希生“坐下好好讲”,但张希生讲到激愤处,把材料往桌上重重一摔,一拍桌子站起来,两眼直视局长:“这么小的女孩子……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解决?”

惟一的“胜利”是找回了小菊、小梅二人。但为了让她们回家,她们家人各出了1500块钱,作为办案人员的“差旅费”。关於此事,张希生和一名办案人员有过一段值得玩味的对话:

张问,你们办案怎么向受害者伸手要钱?对方答,暂时由他们垫支一下,等抓到罪犯弄到钱,再还他们。张希生又问,按国家规定,你们不是吃公粮的吗?答,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算得了什么数?镇上说了才算数!

在当地反映情况没用。当年6月中旬,张希生带古月瑞们到省城长沙告状,他将自家的粮食卖了,给了同去的12个人每人100元钱作路费,以致回家后自己都没有粮食吃了。

四年下来,他们告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古月瑞说,“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塘里,泡都不冒一个。”张希生被抓后,他们更是彻底死心了。

低庄有多少“鸡头”?

2002年11月19日,湖南某监狱内,张希生接受记者采访。

“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个个都该判死刑。”尽管是在监狱的会客室里,这个倔强坚毅的老人仍然斗志昂扬,声音洪亮,透过铁栏杆望去,老人的眼神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犀利。

低庄到底有多少“鸡头”?

老人说,几年来,他对低庄每个乡村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他采取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每个村都有数十个“鸡头”,低庄镇共有25个村,按最保守的统计,整个低庄差不多有500到800个“鸡头”。

11月23日,记者从溆浦警方得到一个非正式统计的数字,一名警官说,通过他们多年的观察,低庄的“鸡头”估计有近千名。

“鸡头”的产生,应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那时湖南刮起了一股南下打工潮。一些既无文化又无资金、技术,更不愿意吃苦,却又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打起了拐卖妇女的主意,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组织卖淫来钱更快,这些人就摇身一变,又成了“鸡头”。

“鸡头”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一批“鸡头”很快暴富起来。记者在低庄采访期间,不时听到类似的“传说”:谁谁谁当年如何如何、后来收手不干了、家中资产若干等,说者口沫横飞,艳羡之色溢於言表。

“鸡头”组织的内部运作

一名收手的“鸡头”透露,“鸡头”一般是有组织的,而且很多带黑社会性质。

一个大的“鸡头”组织,内部有严密的分工:有“扎地盘”者,负责到一个地方“开辟市场”,交结官吏,寻找靠山,并负责协调和其他“鸡头”组织、黑道帮会的关系,有时还充当打手;有“带货者”,负责在家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组织“原材料”,并送到目的地;有“媒子”,负责引诱、劝化、培训被拐来的女孩,最终让她们完成“职业化”过程。

一般来说,“媒子”通常由曾经被“鸡头”拐出卖淫、后来被驯服变得死心塌地的女人(“二鸡头”)担任,她们引诱女孩不容易引起戒心。当女孩不从时,往往是“鸡头”唱红脸,她们唱白脸,用“在家呆著有什么好,不如跟我们出去赚钱”之类的言语进行洗脑。培训的内容,包括强行组织女孩观看现场性交表演,以去掉她们的羞耻心和防卫意识,传授“职业”技巧,并进一步教会她们如何从嫖客身上蒙骗、诈取更多的钱财。

根据小莲、小菊等的指控,以及张希生的调查,龚海建一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鸡头”组织。但龚海建一伙并非低庄最大的“鸡头”组织。张希生说,最大的要算陈某,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陈过去当“鸡头”时,手下控制著至少100多个“鸡头”。这个说法在警方那里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警方同时说,“他现在好像已经不再做‘鸡头’了”。

那名已收手的“鸡头”说,和那些单打独闹的“鸡头”相比,“鸡头”组织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单独的“鸡头”一般只敢对一个女孩下手,“鸡头”组织可以一次性对一大批女孩下手。“鸡头”多以“大家一块出去玩”、“介绍到某地打工”、“谈恋爱”等名义引诱女孩,一旦出门就施以暴力迫使其就范。

猖獗的“鸡头”现象背后

除利益驱动外,张希生将低庄“鸡头”泛滥猖狂的原因,归结为警方某些人的纵容和不作为。以龚海建拐带小莲等为例,他一直认为警方某些人和“鸡头”之间,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往来,所以根本就不管这个案子。

11月24日,溆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希生误会他们了。实际上他们曾经派人调查过此事,还於2000年8月将龚海建刑事拘留,并移交检察院起诉,龚后来还被判了刑。但龚的同伙,限於条件,公安局没能将他们一一抓获。

这个“限於条件”,指的是什么?

该负责人说,公安局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该局几百号人,一年包括工资和行政、办案经费在内,只有200余万元。很多干警每个月只能拿不到一半的工资——比如他自己,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元到600元,还经常得为某个基础工程或者公益事业捐赠。

人手紧张也是公安局面临的一个问题,有些乡一个派出所就只有一个人,连办公室都没有。“这个警察又要维持日常的治安,又要长途跋涉去解救被拐少女,还要捉拿‘鸡头’,他办得到吗?”

该负责人说,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ぴ法律上的一些困难。法律规定,要指控一名“鸡头”涉嫌组织卖淫,就得提供齐全的证据:除了要有卖淫者、组织者的口供和证据外,还要有嫖客的口供和证据——“但嫖客往往是流动的,你到哪里找?”

“在很多时候,我们抓到一个‘鸡头’,明明知道他拐带组织卖淫了,你就是没有足够证据办他,你说我们著不著急?加上经费的困难,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对他们进行治安处罚,罚一点款了事。”这位负责人说。

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在此背景下,几年来有多少女孩被“鸡头”带走?

对此问题,张希生也无法回答。

据古月瑞说,他所在的阳兴村,几年来已有半数以上女孩遭到“鸡头”的毒手。

校园和“鸡头”的“战争”

据了解,近几年来,“鸡头”已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当地学校。

2002年11月20日上午,按照张希生的指点,记者来到低庄某学校。和记者见过的其他中学相比,该学校除了紧闭的校门,还有高得有些异乎寻常的围墙。

记者要找的是钟建云(化名)老师,四年前,他尚在念初二的女儿小惠(化名),从这里被骗到了外地。

那时学校不像现在这样实行封闭式教学,小惠爱到校门外玩,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叫李明的年轻人。低庄人李明时年18岁,无业,平时偷摸嫖赌,打架抢劫,曾被劳教过。李明对小惠说,他要和她“谈恋爱”。

1998年10月,小惠被李明带到浙江。钟建云夫妻天天请假外出寻找,在一次次的失望和沮丧中,精神处於崩溃边缘的钟妻卧轨自杀,幸被人救起。

出走一个多星期后,小惠打来电话,向钟哭诉李明用衣架打她,将她的眼睛都打出血来,因为她“不听话,不服从安排”。钟建云夫妇大急,跑到李明家中,逼迫李明父亲一块外出找人,两个月后终於将女儿找回。

小惠绝口不谈在浙江的遭遇,钟建云夫妇只好将她转到几百公里外的一所学校读书。不久,小惠被检查出宫外孕,在手术台上历经生死之后,这个14岁的初二学生终於向父母哭诉了事情真相:李明是个“鸡头”,他将小惠带到江苏南通后强奸了她,给她吃摇头丸,并逼她去“挣钱”。

钟建云夫妇虽然震惊,却不敢报案,除了担心名誉受损外,主要害怕受到“鸡头”更厉害的报复。“你不甘心又能怎样?”

该中学随后宣布实行封闭教学,并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加高。“这就像一场战争,高高的围墙就像一堵城墙,‘鸡头’们想方设法要攻进来,老师们千方百计要守住。”一位老师说。

其实,“战争”从1997年左右就已经拉响,小惠的遭遇只是众多“战役”中最为惨痛的一起:她的父亲是老师——如果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住,这样的防守是怎样的软弱和悲壮?

在这位老师的记忆中,镇上隔三岔五就会传来消息:某中学某年级女生又被“鸡头”带走了。记者从该县公安部门得到的情况是,类似的案件在溆浦每个月至少要发生好几起。对此,老师们起初感到愤怒,继而感到无奈,随后就麻木起来。

“鸡头”们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在1997、1998两年。“一到学校放学,校门外就会呼啦啦地窜来许多摩托车,只要见漂亮的女学生,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就上前搭讪。”钟建云所在学校附近一位居民这样向记者描述当时情景。

这些人是“鸡头”们派来“勾”女学生的马仔。早先,“鸡头”们亲自出马,但女孩们一见他们就感到害怕,“鸡头”就只好用年轻的“马仔”来达到目的。

“鸡头”们为何要将手伸向学校?

低庄镇中心派出所一位警察说,一些被抓获的“鸡头”交代,因为不少村庄的女孩几乎都被带出去了,眼看“原材料”要枯竭,“鸡头”们必须开拓新的“材料基地”,中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鸡头”们打主意的对象;另外,当时的“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需求,很多嫖客喜欢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

一个女老师告诉记者说,前两年一个宾馆的老板陪镇上领导到学校视察,那老板原先是个“鸡头”,后收手转行,但宾馆里仍然有色情服务。望著一些女学生的背影,老板满脸得意地说:“你看,我们宾馆后继有人啊!”领导一听,哈哈大笑。

这事被学校老师视为奇耻大辱,一些女老师在私下里谈起时不免要偷偷落泪,但光落泪有什么用?

“没有谁来改变这一切。”女老师愤愤地说。

被改变的民风

在低庄,说起“鸡头”时人们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愤怒?不齿?鄙夷?嘲笑?

“不,你错了。”某村村民王福成(化名)神色平静坐在记者面前,悠闲地点上一支烟,“只要能赚钱,做什么不好?现在谁还管什么面子不面子?”

王说,在当地很多人眼里,做“鸡头”就像做厨师、做买卖一样,是一种平平常常的职业。大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谁关心它合不合法,龌龊不龌龊?”

王有个邻居,是个带著两个女儿的寡妇,前几年,受“鸡头”启发,寡妇带著两个女儿到了福建。几年后回来,寡妇将自家的房屋翻盖一新,两个女儿艳丽的服饰也晃得人心慌。起初,村民们还在背地里“撇撇嘴角,指指点点”,后来王就发现,大家似乎对她家漂亮的家具更感兴趣。

某些场合寡妇也给人讲在福建“闯荡”的经历,一些村民羡慕地说:“你真有福气,生了两个女儿。”王福成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低庄在生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别的地方是重男轻女,而低庄却是重女轻男。在一些人的眼中,生10个儿子都比不上生1个女儿。

据说在低庄,当经济不宽裕时,男人特别是年轻男人已习惯了鼓动妻子或女友出去卖淫,他们并不一定是“鸡头”,但只要能赚回钱,是不是“戴绿帽子”的议论,他们不在乎。

这种现象已经影响了当地年轻人的择偶观。王福成说,一些低庄青年在交女朋友时,首先注重的,不是女孩人品好不好,而是女孩有没有“卖相”。“的的确确是这样。”见记者半信半疑,王福成赶紧声明。

人们对“鸡头”的情感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按道理,我们应该恨他们才对,可有时候我们又对他们心存感激。”低庄荆湖村一位村民说。

前年,他们村两名女孩被一个女“鸡头”带到外地,过不了多久,女孩家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女孩的汇款。於是,她家人不再抱怨了,“听到有人说对‘鸡头’不利的话时,还站出来帮她说话”。

11月24日,记者离开古月瑞那间破旧的房屋时,他迟疑著说:当初他们冒著被报复的危险,吃那么多的苦,一定要讨个公道,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也不是想得到赔偿,而是希望警方惩治“鸡头”,使乡亲们不再受到“鸡头”的侵扰。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弄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女孩自己要主动出去?还有人指责我们多管闲事?”他小心翼翼地问:“你说我们错了吗?”

7个女孩的结局

在溆浦采访的日子里,记者一直未能见到7个被“鸡头”改变了命运的农家女孩。

根据古月瑞等人的描述,这些女孩已纷纷於2000年前后外出。在张希生们的上访努力屡屡受挫后,她们已失去信心。

以下是记者了解到的她们的去向:

小莲、小翠,她们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打工,每天加班到深夜,月工资只四五百元; 小梅和小华,都得了严重的性病,没钱治疗,最终返回贵港,重操旧业;小菊和另外两名女孩的下落,迄今无法知道。有人说,她们在打工,也有人说,她们到别的地方“另立山头”去了。

七个女孩里,年纪最大的也还没有二十岁,她们的青春之花还没有开放,就已经凋谢了……

南方周末

摘自北大三角地

20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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