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坐在餐馆的小桌前，六个工友正在讨论他们眼下维权活动的进展。他们中有五名是女工友，自四月中旬开始，她们和工厂里其他数百名工友一起，忍受着睡地板以及老鼠和蚊子的骚扰，为的就是和工厂老板抗争，抗议他擅自关闭工厂，且拒付任何赔偿。
他们都是城市里的农民工，说道维权的艰难，一些人不禁泪水涟涟，但他们又都坚定地表示不会放弃，会维权到底。
广东省的出口份额占中国全国总额的30%，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例如深圳的这家玩具厂，女工往往要比男工多的多。
工厂主倾向于雇佣农村来的女工，因为她们顺从，手指灵活而且做事仔细。
不过近年来广东的劳动力状况有改变的趋势，曾经看来无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如今也有枯竭的征兆。现在的工厂主们都希望能保住现有的女工。而同时，现在来城市务工的女工们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且对自身的权益也愈加重视。由此，以往刻板的女工形象被动开始分解。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有数百万计的农村女性迁移到广东和沿海其他城市的工厂，这甚至改变了中国社会中某个受压迫群体的世界观（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一直远高于农村男性）。人身不够安全，不合法的加班时间，拥挤的住宿条件，没有假期——工厂的条件常常非常艰苦，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不论是个人还是经济上的自由和自主。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她在东莞这座比邻深圳的城市花了三年观察女工现状，并于2008并出版了《打工女孩》一书。在这本书中她写道，“相比较男工而言，女工们更加积极的提高自己，并愿意为改变生活而考虑迁移。”
虽然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女工教育程度大都为小学毕业-或义务教育第六年水平，在校平均时间相较男性少一年）。但这个差距在不断缩小。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开始了变化，这点对于女性是十分有利的。过去的五年来，劳动力的短缺已经开始冲击低技能制造业，带动的就是拉动工资水平和迫使工厂改善工作环境。曾经不可想象的（对于男性、女性工人都是如此）罢工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女工的表现比男工还要踊跃。
2010年发生在广东日本本田旗下汽车厂的罢工事件，侧面带动和激励了劳工行动。其中一起罢工发生在中山，参与者大都是女工。罢工令资方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且将工友直选集体谈判代表代替政府控制的工会的问题搬上了议程。在深圳的一家玩具厂，工友们自己选出了五名工人代表和管理层谈判，其中三名是女性，一位男工友说女工友更加关注权益问题。
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于3月19号发表的报道中提到，广东省自年初始约有五分之一的罢工发生在女工占多数的工厂及相关劳动场所。同时，女工还“非常踊跃将罢工信息传播至网络，并就工作中的问题寻求法律援助。” 玩具厂的罢工事件中女工的行动就证实了这一点。她们将罢工中自己身穿红色夹克反抗维稳警察的照片传上微博。其中一个口号是：“无良老板——补偿我们的青春”。
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广东的非政府组织的回旋空间相对宽松，但仍然得不到足够的宽容。去年七月，高层放松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束，但涉及劳工话题的NGO仍然得不到官方的批复，原因显然是因为担心这些劳工机构组织罢工。
只有少数的组织在省内可以公开援助女性劳工。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她自己之前就是农民工。她和其他几位志愿者（大多为来自工厂的女性）为集体谈判出谋划策。最近，她们成功帮助一家珠宝厂的60名女工争取到了更高的遣散费。整个谈判只耗时一周，她说如果通过政府渠道，那将“非常麻烦和棘手”。
未来几年是广东的产业转型期，这种变化会使一些城市的性别比例更加倾向于女性。在上文所述的NGO开展工作的乡镇中，约有3000名女性，男性则较少。但该组织的负责人认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迅速为新兴的物流枢纽产业让位。 东莞曾因为女性人口超越男性而变得异乎寻常引人注目，截止到2010年，这里的男性仍占大多数。
在一些工厂，男性走上了曾是女工专属的生产线，成为廉价劳动力，但这并不表明，女工们已经放弃了工作，回到家乡。前文提到的深圳玩具工厂的女工，他们很多人如今已年近40，在20年前工厂开业之初就在工厂做工，是典型的一代移民工人。如今她们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分子，她们的孩子对父母一辈的过往毫无了解。“我们不可能再回去种田”，有人说道。“是的，我们不可能再回去了”有人附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