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日，湖北孝感应城市34名女工在该市城北七星桥社区劳动保障服务部的操作下，前往罗马尼亚做缝纫工。按此前在国内签下的约定，“三年后怎么也能挣上十万元回来。”然而，到达罗马尼亚后，合同变了，生活异常艰苦，34人也未能上岗……
女工们在那里被饿了整整一个星期，多人被饿晕，也有人喝了变质菜汤，上吐下泻，却无医可疗。34名女工所依托的劳动保障服务部，只是负责帮助厦门一家劳务输出公司收集信息，并非按正常手续到劳动部门备案的代理出国劳务输出机构。目前，这些劳务代理机构的存在，让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变得艰难，以致“无法掌握每年出国务工的人数”。
吸引这些女工的，是签约时承诺的与国内相比要高的工资。“签合同时的底薪是300美元，还说加班费是基本工资的1.75倍。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每月下来怎么也能挣到6000元人民币左右。按合同约定，三年后怎么也能挣上十万回来。”
2月3日回国以来，31岁的杨银秀成天躺在床上。7日下午，记者见到她时，杨银秀刚起床，在慢慢吃著一袋爆米花：“现在还没缓过精神来，想起来就怕。”64岁的杨父在家看著女儿寸步不离：“孩子在国外真的受苦了，在外国给家里打电话时都不敢说，怕我们担心啊！”
杨银秀已是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但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在到罗马尼亚之前，她已走遍国内多个经济发达城市，不过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
“现在乡下只有外出打工才能真正实现富裕，现在的一切离我所梦想的生活相差太远。”杨银秀认为自己是个有追求的人，“我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也像我们这一代那样受苦”，她将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到罗马尼亚打工上。和她一样有这个梦想的，还有前后两批共76名应城女工，她们都通过当地城北七星桥社区劳动保障服务部，被介绍到罗马尼亚一家制衣厂“打洋工”。
而吸引她们的，是签约时承诺的比国内相比要高的工资。“签合同时的底薪是300美元，还说加班费是基本工资的1.75倍。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每月下来怎么也能挣到6000元人民币左右。按合同约定，三年后怎么也能挣上十万元回来。”
即便从没出过这样的远门，杨银秀还是东拼西凑借足了20000多元的劳务中介费，准备出国打洋工。杨银秀说，她们身边以前也有不少人到日本、新加坡等地打工，总能挣钱回来，出国之前，她们并没怎么怀疑。
这条“打洋工”的消息，据说来自当地的广告，后来口耳相传，很多人就找到七星社区劳动保障服务部去报名。服务部周边居民说，那段时间来报名的女工很多，“前前后后好像有上百人”。通过2006年8月5日的考试后，包括杨银秀、徐玉华、吴利敏、吕芳在内的34名女工，成为了其中最“幸运”的一批人。
她们将要去的工厂，就是罗马尼亚巴克乌市维尔(WEARCOMPANY)制衣厂。这是一家由意大利索诺马公司新开的一家中等规模的制衣厂，专门从事服装来料加工业务。此前，已有350多名中国女工前往该厂。中介公司受维尔制衣厂委托，与34名女工逐一签订了用工合同。2月6日，记者看到这份合同约定，按完成工作定额的程度发工资，加班按小时支付加班费；每天8小时内没完成定额的，同样保证300美元/月净工资；每月15日发工资。
“当时真的是高兴啊，想到自己就要到国外去挣美元了，当时的心情太高兴了。”走之前两天，杨银秀家里像过年一样，所有亲戚都来祝贺。各项法律手续到位后，今年1月3日，杨银秀等34名应城籍女工怀揣著淘金梦，告别了父母兄长，起程离境。
茫茫的草原被大雪覆盖。“在应城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了哦。”吴利敏甚至还抓了一把雪在手里玩，她想知道国外的雪与家乡的雪有什么区别。低矮的卡通状的房子、成群的乌鸦，“像小时候看的童话书里一样。”“从飞机上看异国他乡，有种说不出来的欣喜。”同行的吴利敏刚刚20岁，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第一次外出打工就到了国外，当时好激动，虽然心里还有一些恐慌。”
1月5日，飞机抵达罗马尼亚。茫茫草原被大雪覆盖。“在应城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了哦。”吴利敏甚至还抓了一把雪在手里玩，她想知道国外的雪与家乡的雪有什么区别。低矮的卡通状的房子、成群的乌鸦，“像小时候看的童话书里一样”。刚入异乡，与家乡不尽相同的美景，让女工们迷醉。但抵达机场后，她们足足在寒风中等了两小时，厂方的车才来接走她们。
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整个厂区三面是厂房，厂房中间的院子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既是车辆停放处，也是工人们唯一的户外活动场所。女工宿舍是利用隔板在厂房内搭建而成，所有的隔间顶部都是敞开的，通风但不保温，互相说话都能听见，无私密性可言。34名女工被安排进了这个大厂房隔成的小间里，每小间住6人。
正当一切还充满著新意时，宿舍的大门被紧锁了。没有人告诉她们什么，她们就这样失去了自由。“就像被关在一个大牢房里一样，不能外出，不能与外界联系。”此时，女工们并没有在意，照样互相说说笑笑，整理著自己的行李。晚饭，上了包菜、胡萝卜和一个不知名的菜肴，虽然很难吃，但没有人埋怨，“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没想过要过多好的生活。”杨银秀说。
此时，杨银秀等人也发现，她们的合同也变了，不再是当初承诺的300美元的基本工资，而是只有基本工资，根本没有加班工资，“这样算下来，每个月只有2000多元人民币，我们就没必要跑那么远出去打洋工了。”随后发生的冲突，让很多女工感到恐惧……
巧合的是，34名应城女工到达罗马尼亚工厂的第二天，恰逢第一批到该地的应城女工发工资。这批女工已连续工作了50多天，还是第一次发工资——相当於3000多元人民币的罗币。此时，杨银秀等人也发现，她们的合同也变了，不再是当初承诺的300美元的基本工资，而是只有基本工资，根本没有加班工资，“这样算下来，每个月只有2000多元人民币，我们就没必要跑那么远出去打洋工了。”
随后，更大的冲突出现了。由於合同的变化，女工们不能拿到她们当初期望的工资。於是，在工厂领导都去开会的时候，工人们开始停工。车间的主管们看到这个情形后，要求女工们义务加班一个小时。女工们没有答应，冲突由此产生。“当时，工厂的主管拉掉了工厂的所有电闸，顿时，工厂里一片漆黑。”一名女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还心有余悸。
随后发生的冲突，让很多女工感到恐惧。正当部分女工与厂里就工资问题进行交涉时，两个当地警察突然冲进来，用催泪瓦斯将这些女工冲散。“当时大家就像燕子一样，向四周散去。”杨银秀说。
随后两天，没有人管这些女工的生活，每天只有难吃的“稀饭”。“就连稀饭的供应也不很充足，如果去晚了就没有了。”吕芳说，“我们在那里所遭的罪是你们无法体会的。”当时，很多女工，端著难吃的稀饭，潸然泪下。女工们在那里被饿了整整一个星期，多人被饿晕，也有人喝了变质菜汤，上吐下泻，却无医可疗。
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