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一个年轻女工走进了这间叫做向阳花女工活动中心的办公室，扬起手中几份中心的报纸，她骄傲地说:”这几天我要分发给工厂的姐妹们。”
第二天就是国际妇女节，报纸上是几个关于妇女节节日来源的小故事，还有关于中国女工是否可以休妇女节假期的讨论，此外，报纸上还登了另外两位女工友的日记，以及关于劳动法的一些通俗解释和集体谈判的启蒙专栏。
向阳花女工活动中心去年由红梅一手创立，红梅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湖南，在之前，红梅在一家广东的家庭作坊工作，由于工作机器老化陈旧，红梅在工作时手臂受伤严重，为此，红梅和老板僵持了很久，但最终也只得到了很小的一笔赔偿。 而此后，因为红梅受伤的手臂，当地再没一家工厂愿意雇佣她。那时开始，红梅开始意识到有很多女工友和她有相同的遭遇，于是她决定创办向阳花，这样就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彼此分享这些经历，也可以分享些斗争的经验。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的很多女工友仍然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做着不体面的工作，也许基本的工资有所改善，但提到其他福利待遇却仍然只是原地踏步。根据2011年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只有相当一小部分年轻的年轻农民工有社会保险（其中7.6%有养老保险，21.8%有和工作相关的受伤害险，12.9%有医疗保险，4.1%有失业保险）而约有一半的农民工甚至没有基本劳动合同，而他们的工作却要求他们常常暴露在危险的环境当中。
比起这些年轻女工的父母一辈，这一代人有着很多的不同，也许她们仍旧是在这些南方的城市的边缘忍受着超长的工时，拿着微薄的薪水，但她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麦当劳和智能手机当道的新时代。这些年轻的女工并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她们意识到她们有自己的权益并且有勇气去捍卫权益。
父母一辈面对血汗工厂的欺压大多数只能忍气吞声，相比这一代年轻人，她们决定站起来反抗剥削。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在“罢工地图”的记录显示，20%的工厂罢工中女工占大多数。女工们更能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她们将罢工信息和内容传递到互联网上，并积极寻求法律援助以在工作中解决权益问题。
当下女工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性别歧视，二是性骚扰问题。性别歧视一直广泛存在于业界。雇用单位经常会问女工未来的家庭计划甚至强迫他们签署不合法的劳工合同，要求她们接受妊娠试验，或者对于女工未来的婚姻及怀孕计划提出种种严苛和不合理的要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现实，约有40%在外企或者合资企业的女工在工作中遭到性骚扰。而在服务行业，这个数值上升到70%。很多受害者感到难以启齿，维权取证亦举步维艰，.尽管去年五月国务院为保护女工出台一项特别的法律法规，评论人士表示此举依然杯水车薪。
像男性工友一样，女工发现集体性的施压是可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不公平待遇问题的。去年底，约600名陕西延炼女工通过罢工向这家国有石化企业施压并成功使当局放弃了一项逆向派遣计划，而这项派遣计划有可能使她们失去工作的保障。
然后，根据向阳花女工活动中心创始人之一的嘉俊(音译)说，团结意识在女工中间还有待培养。“女工常常是单独前来咨询，或是单纯的抱怨几句或者寻求法律援助，但如果没能马上看到情况的改善，她们会直接选择辞职，而非和其他姐们就工作中遇到的共同问题进行商讨。而向阳花工作的中心，就是培养女工们的集体行动和团结意识。”嘉俊介绍到。”我们尝试向女工介绍集体谈判的概念。这是一项动态机制，女工们可以就工资和工作环境等与老板进行谈判，从而参与到工厂管理中来。我们鼓励她们这样想：如果只是单打独斗，那么即使将来去了别的工厂，那么这些问题她们迟早还要面对。不过让女工们接受这个概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姐妹在遇到权利被侵害的问题时，还是保持沉默。“
目前制造业的劳工短缺让大多数工友们在发现一家工厂不好的情况下果断辞职去找另一家，这让工人流动率飞升，也严重影响了向阳花中心关于推动集体谈判机制的努力。正如嘉俊所说：“ 培养一名女工积极分子是很需要时间的，这名积极分子需要有集体谈判的意识，并且善于和其他女工友交流。但常常她们也会为了接受技术培训或者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突然离开目前的工厂。”
当今的女工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的渴望。正如社会学家Wang Lie所说：“如果“离开、寄钱回家和返乡”是上一代工人的特点，那么“离开、寻找和成长”就是新一代工人的主题。”
正当向阳花中心在为工友们宣传集体谈判的益处时，另一家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开始从雇主方入手，鼓励管理者和工人们多进行沟通。他们在中国南方工厂的一个案例研究显示，经过培训后，管理层可以更好地理解女工们的特别诉求，而女工也表示她们获得了更多的尊重。
虽然这些组织使用的方法不同，一个自下而上，另一个自上而下，但二者都在努力帮助年轻的女工获得体面的工作和体面的报酬。虽然前路茫茫挫折不断，但向阳花女工活动中心的嘉俊说，她们很乐观，而未来，一定比现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