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乡村，大量的外来务工者与本地人朝夕相处，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虽然同居一村，日常相遇，他们却很少相互沟通和交流，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生活天地……
近800人的村庄，生活著1200多名外来打工者
盛夏的傍晚，曾当过后乐村电工的张荣禄，早早地把家中的西湖牌彩电架在了他的杂货店门前。每天晚上，操著各色口音的人们，将小店门前挤得满满的，搬出几条长凳也坐不下，许多人就津津有味地站著收看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
他们是后乐村的外来务工者。在后乐的53家私营企业中，来自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等地的打工者总共有1200多人，远远超过本村789人的人口数。晚上到村里10多家杂货店和小饭馆看电视，是这些打工者的主要娱乐。来自江西弋阳的19岁的熊国英说，不想看电视时，就会和同厂的老乡步行到1公里外的廿三里镇去玩。那里有几家录像厅、一家溜冰场和夜市，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
张荣禄说，虽然看电视的时候这些外地人大多只买2元一包的“绿西湖”香烟、1元多一瓶的“浙江”啤酒，天再热也只给孩子买根2角钱的盐水棒冰，甚至许多人看上一整晚电视什么也不买，但店门口人气旺了，生意总会好一些。
后乐位於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镇。这个只有263户人家的小村，却开办了53家私营企业，主要从事内衣、童装、袜子等针织服装加工生产，去年工业总产值达7690万元。在义乌，这是个很有点名气的工业村。
一户挨一户的家庭企业；不断涌入的外来务工者；随之增多的杂货店、小饭馆；村中随处可闻的各省乡谈……后乐村经历著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
在本村人眼中
后乐村人正渐渐习惯外来打工者多於本村村民的现象。村民唐兴说：“10多年前，我们这里办厂的还不多，在村里看到面生的，一眼就知道是个外人。不像现在，在村里走一圈，10个人里就有七八个外地人。”唐兴的弟弟唐笋办了一家服装厂，常年雇用30多个江西、湖南的打工者。他说：“是不是外地人，原先从穿著上就好认，现在打工者的收入也不低，像我自己厂里技术熟练的缝纫工，每个月拿到1000多元，平常穿得比我们还要时髦。”
张荣禄则说：“没有这些打工的人，村里这么多的工厂怎么办？再说，这两年要不是人越来越多，我的杂货店肯定要关门。”
但是，在村治保主任赵土生看来，逐渐增多的打工者群体既是村里经济不断发展的保证，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麻烦。据说，近些年来廿三里镇的治安违法事件，绝大多数和外来人口相关。
临近后乐的下朱宅村，7月间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村联防队夜间值勤时碰上几个在本村务工的湖南籍打工者，在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时，双方言语不合动起手来。结果，一个喝了点酒的打工者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刀子，把一名联防队员扎成了重伤。
后乐村近两年没有发生过重大刑事案件，但是，偷盗、打架等零碎的治安事件时有发生。赵土生说：“你想想，20多岁的小青年，又没有多少文化，相互之间稍微有些摩擦就要动手。我们村里经商办厂的人家很多，经商的要出去谈生意，办厂的要到市区跑销售，白天家里没有人，有些人就容易动歪脑筋。”
后乐村的家庭企业近年来逐渐兴旺，通过亲戚、朋友、同乡介绍来寻找打工机会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有的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村里暂时住下。赵土生说，让他最头疼的就是这部分流动人口。“在村里打了七八年工的外地人，有的把老人和老婆孩子都接过来住了。绝大多数人我都比较放心。就怕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在街面上荡来荡去的，出了事，有的知道些线索也不肯讲。”
人一多，垃圾也多。随著常住人口的急速上升，卫生环境成了村干部的操心事。村委会专门聘用了两个清洁工。从弋阳来的清洁工朱富木说：“有的打工仔是从山沟里来的，根本没有卫生观念，茅房堵住了，粪便用塑料袋一包就随处扔。有的觉得自己迟早要走，也不在乎村里干净不干净。”近两年，村里开徵了卫生清理费用，本地人每年24元，外来打工者每年15元，各家企业也加强了对本厂职工的环卫教育，村卫生状况开始好转。
尽管外来人使这里的治安、卫生、计划生育等变得复杂起来，但赵土生仍认为，后乐村经济实力的壮大，少不了外来务工者，今后也同样少不了。“要办厂，没有职工怎么行？”他的儿子赵航开了一个规模很小的绣花厂，也雇了几个外省的女工。
在打工者眼中
陈荣伟已是后乐村普盛针织厂老资格的挡车工了。1995年，她在厂里干了一年，觉得老板人不错，对收入也满意，便回老家江西修水县把丈夫黄文兵拉来。如今，夫妻俩同在织布车间干同一工种——挡车。老板陈普盛前年在公路边新盖了一幢厂房后，将老厂改作本厂职工集体宿舍，并把其中原先是自家卧室的一间房拨给这夫妻俩居住。
除了上夜班不允许打瞌睡外，黄文兵觉得挡车工比原先自己在村里的杀猪行当要强得多。“夫妻俩一年下来能有两三万元收入。台湾产的新式织布机全是电脑控制，也不怎么累人。”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夫妻俩会到小店看电视，或者和同住一楼的同事打扑克。“这里不像老家，晚上可以在村里串串门、聊聊天。除了上班、买东西，我们和本地人没有什么往来。附近人家几年下来脸也熟了，可连对方姓什么都不知道。可能这个地方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吧。”陈荣伟说。
去年春节，因为厂里接了一批订单要加班，他们将父母和两个孩子接到后乐来过年。“有时候想想，老板人好，收入比老家强，有机会的话，落户这里也不错？”陈荣伟半开玩笑地问丈夫。
“想得倒美，你一辈子住老板的？我们不是本地人，不能自己造房子，要买房又没那么多钱。还有小孩读书，听说外地人的子女进学校比本地人要多交一大笔钱……”黄文兵说，“没朋友，没亲戚，在别人眼里你总归是个外地来打工的。还是多攒点钱，争取回老家做点小生意。”
安徽亳州来的打工者陈宏飞在后乐村的一家服装厂打了半年工。他表示，收入还算稳定，义乌人对待外地打工者也还不错，从未听说哪个厂拖欠过工资。但是，他仍然不想长留此地。月收入除了吃穿必需，统统寄回老家。他说：“总感觉跟村里人好像隔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
陈宏飞也听说了邻村的凶案。“其实，大多数打工的就想老老实实多赚些钱回家，正经人谁愿意惹是生非？出了事情，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外地人身上。”陈宏飞说。他曾在温州某地务工，碰上过派出所调查某案件，“问话的语气就好像把你当作了坏人。别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愿意说了。”
熟练技工跳槽——老板们的顾虑
后乐村的私企正在长高长大。
村民们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先往村里拉回了第一台织布机、第一台缝纫机、第一台冲床，开起家庭作坊的。但是，厂房纷纷由平屋变成大楼，厂址从村内迁到了紧挨公路的村边，厂子的规模由寥寥几个雇工到上百名职工，却仿佛是近几年间一眨眼的变化。
村支委陈满昌的海燕针织服装厂和村委会主任陈久云的圆珠笔厂是村里50多个家庭企业的领头羊，不但规模大，各有近200名职工，而且效益也非常不错，通过义乌发达的小商品销售渠道，能够直接接到外商的订单。
陈满昌是在打工者中信誉口碑最好的老板。义乌市私企众多，熟练的技术工人在劳务市场上十分吃香。村中一老板说：“我们都要到市场上去招工，可满昌不用，找上门要求进他厂的人挤得满满的。在他厂里，一干就是10年的工人多的是。”
陈满昌说：“现在义乌经济发展这样快，用人也越来越多。不是老板挑打工的，而是打工的在挑老板。熟练的技术工是办厂的宝贝，不要说拖欠工资，平时稍微怠慢点，他们就可能炒你鱿鱼，反正手里有技术，哪个老板都抢著要。你说，我对职工怎么能不好一点？”
与陈满昌一样，陈久云最大的顾虑也是在用人上。圆珠笔厂某些岗位的技术含量比较高，陈久云给资历较深者开出的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
为了防止工人的频繁跳槽，后乐村的大部分私企都曾要求职工进厂时交纳保证金，以防有人在掌握了技术后马上跳槽。但是，许多企业主表示，这一招现在也不管用了，要走的总归要走，收取保证金反而为招收有技术的工人设置了“门槛”。
作为村委会主任，陈久云还在考虑村级经济今后的长远发展。1995年开设的村工业小区占地40亩，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村里企业发展的需要。目前，后乐部分家庭企业为了寻求用地而外迁。今年，义乌市初步规划在廿三里镇建设一个家庭工业园区，初期开发1平方公里，大约能够容纳100家小型企业，但是，目前全镇报名进园区的已有1000多家。
“我们办企业，总希望把企业越做越大，这需要有一批相对稳定的熟练工人作为保障。现在企业越来越多，竞争非常激烈，相邻的东阳县为了招商引资，推出了更加优惠的用地政策，我们镇上也有一批企业被吸引了过去。打工者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对企业发展、对我们村保持经济发展的领头地位不利。除了提高工作收入和改善待遇外，怎样能够稳定一批素质较好的职工队伍，是我们老板们思考的问题。”陈久云说。
劳务移民——一个政策尚未顾及的角落
7月底，浙江省师范大学的一个课题调查组来到了后乐村。有一项调查数据引人注意：30岁以上的打工者，一般将收入的70％―80％寄回家，30岁以下的，收入的40％―60％寄回家；占总人数一半左右的20岁至30岁间的打工者，大多数表示愿意得到一个安定的工作生活环境，希望能够在此安家落户。而部分发展稳定、对前景看好的企业主觉得，给予打工者本地户口将是稳定职工队伍的有效办法。
但是，后乐村的大多数村民在回答调查问卷时，都做了否定的回答。他们担心，外来人口定居进村，会分享他们原本并不宽裕的土地资源。而陈久云则说，土地分配不成为问题，因为村民已经几乎将所有的承包地倒贴包租给了外来的种植大户经营。靠种地致不了富，是每个后乐人都明白的道理。关键还在於村企业的发展后劲，是否有持续的发展能力和容纳一批批外来移民的空间。他说，这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村的问题，还是政府应该考虑的。
义乌市在吸收外来人口方面已经迈出步伐。市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10万人口，现在达30多万人，到2005年的发展目标是建成50万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区。2000年出台的义乌市新型户籍制度规定，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外来移民登记当地城镇户口。但是，相对於目前义乌市生活著的40多万外来务工大军，新的户籍制度显然青睐的是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投资移民和具有高等学历的技术型移民。后乐村所在的廿三里镇去年吸收外来移民70多人，但主要是外来经商办厂者，对一般的劳务移民，当地有关机构表示“还没有考虑过”。
但是，后乐村的许多村民已经开始明白，外来打工者不是匆匆过客，他们不仅与本村的企业发展有关、与老板财富有关，还与村中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自己的日常利益密切相关。为了保持村里良好的治安状况，赵土生听从了一个建议：在村联防队中吸收外来务工者参加。目前，在每晚的巡逻队伍中，增加了两张新面孔。他们是赵土生从报名者中经严格“政审”后挑选的，都是党员，在村里务工多年，并给他们适当的补贴。
有的乡镇的做法更为大胆。有“中国衬衫之乡”称号的义乌市大陈镇有3万多名外来务工者，数量与本地居民等量齐观。该镇不仅取消了对外来人员子女就读本地中小学的“借读费”，从去年起，还在常年工作、生活在此的外来人员中选举人民代表。（本文采访过程得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课题调查组和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新华网
2002年8月9日
参考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8/09/content_5171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