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打工博物馆冲击的不仅是时代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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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皮村有一座打工博物馆,里面收集著林林总总的务工证、暂住证、工作证,还有玩具厂女工的家书,用旧铁皮做的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这些展品看著让人心酸,有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600多元,细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个月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著她的姓名,背面印著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如实记录著打工者的民生变迁,以及融入城市的艰难。(《中国青年报》10月22日》)

        在这个青年打工者自己筹建的打工博物馆里,每一件展品都能给你讲述一段关於打工者的悲欢历史,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权利缺失和权利诉求的历史证据。可我并不想把打工博物馆带给我的震撼,仅仅止於其时代座标上的阐释。更能感动和震撼我的,是这些打工者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因为有了这些意识的觉醒,才有了这个绝不同於官方的、民间语系里的博物馆。

        不能否认,在中国的主流(官方)文化中,太多时候,自诩为精英的人们有著强烈的“代表”意识,“我代表×××”是他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在每一个可以说“我代表”的精英后面,都站著一大群稀里糊涂就被代表了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官方筹建的外来务工博物馆里,我们看到的是劳务工们“幽暗窄小的宿舍里充满生活情趣”,劳务工留下的手工画、情书、日记、家信及送给情人的自制礼物,还有他们为寻觅爱情而设立的“情感留言板”等,它们集中体现了打工者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是,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挣扎、奋斗、屈辱、抗争,一切都显得那么体面,那么美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打工者的艰辛都被主流文化、都被成功的精英人士“代表”没了。

        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打工者的历史记录除了被代表,还可能被概念化。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即便是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里看,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

        感谢这些身份卑微却思想高贵的打工青年,他们用一种特有的民间语言,用自己特有的包含细节感的呈现能力和方式,展示了真正属於自己的历史。更难能可贵的是,孙恒从未打算把博物馆办成“抱怨”和“控诉”的平台。在展品的收集上,平视客观,平视现实,帮助后来者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间简陋的打工博物馆里,我们不必长久悲戚於打工者过往的艰辛。毕竟,我们看到了作为弱势群体的打工者们自我意识的成长,他们不再愿意被他人所代表,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在他们的内心,“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人对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不再是遥远的名言。多少年之后,回头再看这间民间语系下的打工博物馆,它直接冲击的应该不仅仅是时代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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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8-10-23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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