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农民工过冬:09年劳动市场可能更糟糕

2009年0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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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司令”过冬

        顶著早上6时30分的刺骨寒风,张全收举起他那只著名的小喇叭,站在工厂操场摆好的一张桌子上,对著900余名列队的农民工开始演讲。

        20多分钟,从美元贬值一直讲到消费者观望,几乎没有停顿。快结束时,张全收画龙点睛提醒大家:“明年将是更艰巨的一年,大家不要急,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过年工厂普遍缺工,希望到时能有一批工人留下。家里又冷又冻,找个空当回家调整一下就行。”

        最后,张全收要求过年回家的举手。可人群还是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很壮观。肉眼也能统计出结果:900多人中仅10余人不回家,至少一半人计画在数天内离开。

        这是去年12月的一幕。这个冬天,张全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寒意与危机。张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将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即使没活干,工人也免费吃住,照拿工资。全顺公司只需要赚用人工厂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

        作为经济要素中的劳动力输出通道,全顺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啸寒意,这丝毫不奇怪。“去年下半年开始后,工厂订单不断减少,工人不断被退回,没活干只能回家;进入11月下旬后,公司仅剩下5000多名工人。要不是金融危机,今年全顺的人不止1万多人。算一算,损失了几百万。”

        眼下如何过冬?这个难题让张全收费尽思索。

        ■本报记者张迪胡亚柱刘进深圳、东莞报导

        “司令”焦头烂额

        “农民工司令变旅长”,这是大多数媒体用以描述张全收困境的新闻标题。“往年,农民工大多春节前才回家,现在却要提前两个月,”张全收认为,“2009年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更加糟糕”。

        去年12月5日,刚当选老家河南上蔡某村委书记的张全收马不停蹄赶回深圳,与一名厦门的台商谈了一早上,还特意请台商到家里走了走,工作人员说,这位台商的鞋厂雇佣了400名全顺工人。“本来要退工人的,见到老板热情,始终不好意思开口。”

        当天下午3时,张全收接到河源一家工厂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即将退回的400名工人因饭卡没钱,没法吃饭了。张全收火了,几乎吼著说:“×的,饭还是要吃的。我明天过去。”

        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

        淩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折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任务只有一个: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去年12月中旬,南方农村报与其他机构联合举办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张赶到会场为农民工呼吁。

        张全收的客户多为港资台资、行业大多为家俱、玩具和纺织这类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去年9月后,订单大幅减少,企业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顺公司,而全顺公司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将他们遣送回乡。

“去年11月初还没有多大感觉,到了12月,长期合作的日本公司开始裁员了,我给4000多人放了假。”

张全收说:“但最近就猛了,事情越来越麻烦,天天放人回家,已经放了1万名农民工回家。”他的队伍在缩小,人数递减到1.8万、1.3万、1万、5000、3000,司令变旅长的说法并不夸张,也是一个不太让他乐意接受的现实。

        张全收拿著小喇叭对工人说话,带记者去厂里看他的工人,这是一个“保留节目”。但现在,这个保留节目都无心上演。张现在戴耳机接听手里的三星手机,来电不断,耳朵都听痛了。

        国家相关部门的最新调研资料显示,截至去年12月中旬,我国1.3亿农民工中,就有6%的人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至少780万农民工因失业提前返乡。当然现在这个时候,返乡的农民工多为正常返乡。

        “我就代表了农民工。冷就冷热就热,金融海啸、工厂倒闭、工人返乡,我这里看得最清楚。”张全收一直认为自己最能代表农民工。

        抱团与烤火

        张全收判断:“2009年更难搞。5月份是个节点,如能熬过去,就没事;熬不过去的话,肯定就有事。”

        张认为:“让企业、让员工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多大头戴多大帽,全顺3000人工作,可以供6000人吃、住,5000人工作就可以养1万人。”

        “现在坚持最重要,提供就业平台最重要。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基础,没有中小型企业,谈何大企业?所以,对待企业要灵活一点,不要让它们倒了。”

        “给企业减轻压力,让其存活”、“给农民工一个就业平台”。这是张常说的话。

        张全收觉得这时要抱团才行。与他长期有业务关系的厂子,如香港德×纸品有限公司、恒×玩具厂,不少都与其抱团。德×是与张全收关系最好的一家企业。张有一些工人在这个厂子工作。

        德×生产主管霍松森不否认金融危机对工厂有一定影响。去年7月,他们有600多人,几层楼的车间都是满的,生产一种袋子,是销往美国的礼品袋。当时工人们都是三班倒。

        “现在只有80来人,一个车间都坐不满。目前的情况虽然与这个季节性的业务量有关,但也与金融危机的影响分不开。”

        霍松森透露:“即使面对这样的形势,工厂还是尽量多留一点农民工。”

        厂长张先生认为:“七八年来,我们一直与全顺公司合作,关系很好。他们顺利的时候也帮过我们,现在我们还算顺利,就帮一下他们呗。面对金融危机,老伙伴不帮谁帮?等金融危机一过,经济好转,我们可能又要全顺帮我们哦。”

        全顺内部抱团取暖也是必要的。即使是在去年12月份,仍然还是有农民工“逆流”从外地来广东找工作,其中有不少是通过老乡等关系找上门的,全顺仍会尽量接受。

        在张全收看来,目前的现状并不是全部都不好,“刚刚就有一家石龙的公司问我们要1000名工人,因为他们在春节前又拿了新订单,还要加班生产”。

        坚守与希望

        和张全收的想法一样,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陈国权认为:“能留下来就意味著希望!”

        1月12日上午11时30分,东莞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太阳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冬天的风夹著丝丝寒意,让刚从公车上下来的陈国权赶忙裹紧了上衣。顶著风拐进工业区内的一街四巷,道路由宽变窄,沿途不断的分岔路。最后走过一条仅容两人并排通过的小路,路尽头的一栋白色的平房被分割成了四户,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住的是陈国权一家。

        屋内摆放著煤气灶,陈国权的母亲却在屋背后支起了炉子,用捡来的树枝炒土豆片。“煤气一瓶要一百多吧,加上买菜、房租四口人一个月开销大概600块,现在能省则省……”火车疾驰而过与铁轨撞击的声音湮没了陈国权介绍家里花费的声音,整个小屋随著空气振荡声一起颤动。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九线距他的房子不过30米。

        12时20分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陈鑫润走到门口见到一个月未见的爸爸时,未放下书包就直接扑向爸爸怀里,用稚嫩的声音对著正在收拾饭桌的奶奶说:“爸爸变高了。”陈国权的眼眶有些湿润,默默的不再说话。

        32岁的陈国权曾是合俊厂电子部的组长。去年10月15日一早,陈国权随著数千名工人照常来到工厂上班,迎接他们的却是紧闭的工厂和大门上贴的一纸通告。

        陈国权反复读通告,最后终於明白:空荡荡的厂房背后,管理层一夜之间集体消失,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厂倒闭了。

        这对於他来说不啻是最大的打击。2002年他的姐姐陈桂群进入合俊厂的流水线当上了普工,收入稳定且略高於附近的工厂。

        2004年陈国权进入合俊工作,不久之后,他在四川万源魏家乡的母亲、哥哥及女儿、侄子都来到樟洋工业区。

        现在让陈国权最怀念的是在合俊厂简单却温馨的生活:加班的话工资可以拿到两千多;下午下班后还能在800多米外的华联学校接女儿放学,5岁的女儿喜欢爸爸背著回家;他的家则安在距工厂7分钟路程的地方,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再加上哥哥、姐姐两家,陈家十余口人,完全落脚在了千里之外的樟木头银洋樟洋工业区一街四巷。

        去年10月20日左右,樟木头镇政府垫付2400万工资后,陈家兄妹三人像张全收一样开始寻找工作岗位。合俊倒闭后的几天,该厂门口已经挤满了招聘的企业,除了玩具厂、电子厂、制衣厂外,其中甚至还有美容、按摩院招聘广告,招聘的对象则多为女工。

        樟木头镇政府组织27家企业提供了千余岗位分流合俊工人。

        汹涌而来的招工企业、长期以来东莞各厂门口挂出的“大量招聘男女工”等条幅广告让不少工人一度产生了“幻觉”:工作不用愁,只要想做,随时可以进厂。

        但折腾了半个月,他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陈国权看来,所谓合适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能经常加班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拿到多一些钱。

        经过半个月的踌躇后,陈国权的哥哥陈国兴将衣物等东西打包好,剩下的家什留给了母亲,一家三口动身返回老家。当天中午到达东莞东火车站时,他有些诧异,站前广场上散坐著回家的农民工,验票的人排起了百米的两列长队。陈国兴拉著老婆儿子快步上去加入了返乡队伍中。

        与拎著大包小包挤在连上厕所都难的车厢、过年再以几乎相同的方式颠簸著南下不同,这次他决定回家后不再外出了,给十余年的外出打工生涯画上句号。他和弟弟商量过:家里六亩田因为在外打工一直抛荒,回家后重新拾起来。

        同陈国兴一起踏上回家路的农民工不在少数。樟木头石新社区内的合俊工人离开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去了别的厂。

        陈国权说,从合俊倒闭开始,他认识的百余人中,半数回家了。他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熟悉的面孔每天在减少,空置的出租屋开始增多。房东们纷纷挂出“有房出租”的小纸板广告的同时,也向老租客实行20元—50元不等的减租政策。

        陈国权看来,除了思乡因素外,多数回家的人是因为被逼无奈:“谁都不想回家,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都想找事情做。”他们每天都奔走於各个工厂之间,见了问候语成了“见工了没有”,心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份能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

        但陈国权不愿离开,即使他的家安在城市的角落,嘈杂的铁轨、并不清新的空气和令人困扰的治安,但四年的生活已让他很难割舍,城市毕竟给了勤劳、实干者一次释放能量的机会。

        从合俊关门的第三天起,每天早上7点,陈国权都会准时骑著破旧的自行车,从附近的工业区开始挨个找工作。“一天10多个厂,中午回来吃饭停一下又回去。”陈国权的母亲回忆当时的光景,很心疼儿子。

        除了樟木头外,四处向老乡打听工作资讯后,他还去塘厦、黄江,最远去过深圳龙岗,一点点资讯也能让他有勇气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继续走下去……

        幸运是不期而至的。去年12月中旬,通过老乡介绍,陈国权终於在东莞石排镇塘尾一家糖果厂找到了工作。工资与在合俊时相差无几,还当上了组长,但每月只放2天的假,对陈国权生活的影响是,从新工厂回到他樟木头的“家”,要坐近2个小时的公车,他不得不选择在工厂里住宿。

        “工厂缺人,当时还叫我拉30多个人过去,我叫了些工友,结果都没有去,说石排太远,工资也不算高。”陈国权需要这份工作,多年打工经历也让他心态更为成熟,吃住在厂里,花费比以前少了,“先干著吧,老板人也不错,稳定后把家人再接过来或想办法。”

        危机与和谐

        相对于陈国权等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努力来说,怎么过冬?张全收与其合作伙伴有著更大一点的回旋余地。 恒×玩具厂就是个不小的奇迹。

        这是一家港资企业,生产各式各样的玩具。和其他珠三角的玩具厂一样,产品以出口为主的恒×玩具厂也同样遭遇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恒×没有坐以待毙。

        首先想到的是开源节流,各方面都要压缩成本,原来要花5元的,现在就努力减少到4.8元、4.5元,甚至是4元以内,总之是能减就减,恒×甚至发动全厂工人,注意节约资源,杜绝浪费。

        危机之下,现金为王,原来合作伙伴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去可以60天内结账,但现在不行,一定要现金结账,以防止呆坏账的发生。

        接单时也要审时度势,衡量半年风险,思量再三,才放心做单。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恒×做到了尽力少裁员,“我们原来有2000多工人,现在只减少了三四百人,相比附近的厂子,已经是很不错的。”

        留下的人也需要做好思想工作,内部的宣导与维稳成为很重要的工作。

        早会是每天早上8时必须开的,所有员工都参加。每天不厌其烦讲的就是“团结务实,开拓进取”。不许工人闹矛盾,拉帮结派。

        “员工日日早上好,员工爱企业,企业爱员工”是他们的口号。

        员工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公司党支部、团支部,可以找工会,找劳动机构仲裁,就是不能闹事。

        更能稳定人心的还是待遇!恒×决定把薪水统一提升为41元—40元/日。

        “有人认为同行沉船,我可以赚得更多一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同行不是冤家,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仅要帮助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而且同行之间也应以协会的形式互助。”恒×厂领导余锋(化名)认为。

        恒×选择了合作伙伴之间的更紧密联合,你做产品的那一部分,我做产品的这一部分,总之,能合作起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尽量合作起来,甚至包括政府有关部门。

        “和谐一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张全收认为,“金融海啸来临,一定要得到政府支持。而政府呢,不能空喊口号,要落到实处。可为企业减免一定税收和房租。政府支援完全可以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可增强企业抵抗金融危机的信心。”

        积极与政府方面交流则是恒×应对危机的重要经验,通过积极争取,恒×获得了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一定优惠。

        “企业有了信心,对政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没有信心的企业,政府才会放弃。”

        张全收也定下了应对危机的办法:工人想提前回家的立即放回家,然后动员部分年前回来,可以在比较缺工的春节期间为他们找到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企业徵收的管理费。“要一起渡过难关”。

        张全收的心里盘算的是,虽然不少企业从目前看,年后订单比较少,但还是有不少企业节后需要工人的,“我们的工人在春节前就先回来,还是有不少的就业机会的”。

        “员工的心里也清楚,没钱就回家,等回去后,有条件又回来。”但张也认为,“工作岗位总体还是可能减少很多,以前是都回来原来工作的岗位上工作,而年后这些岗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可农民还得养家糊口啊。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扩大就业管道,在灵活就业的政策法规方面、机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这次金融海啸对珠三角企业的冲击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需求量整体萎缩的事实不容回避。”於建嵘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最近他走访了很多珠三角的生产企业。他认为,各方都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是外来工、企业还是政府。

        於建嵘认为,这次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客观而又现实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外来工回流并不表明珠三角的吸引力在减弱。

        相反,当地政府当前要重点做好的工作就是,如何保证这些外来工平安顺利地回家去。这些工人与珠三角的联系已经建立,在形势转好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地带著希望重新选择回来。现在无奈选择回去是因为存有希望,将来回来同样也是因为希望。

        “最近,我刚刚开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回到深圳。在这次会议中,我提交了《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对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和建议》,建议保护中小企业,以稳定就业。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司令’,同时也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既要考虑公司的经营,又要考虑怎样当好全国人大代表,真正做好一名农民工的代言人。”

        张全收自言:“不管怎么样,危机面前和谐最重要。只有和谐才能共渡难关!”

        摄影:曾强统筹:胡念飞

        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为本文提供了采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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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9年01月16日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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