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基于2000-2010这十一年间发生的553起工人群体事件的分析，对此期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背景、特点、政府的对策变化进行了全方位总结，并指出中国劳资关系调整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对真正集体谈判的需求，并可能由此建立真正的集体谈判制度。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执笔人在新加坡对中国工人、新加坡非政府组织职员、职业中介机构、政府官员、法律专业人士和工会干部的访谈。本报告分析了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法律与劳工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描述了中国工人在新加坡所面临的工作条件与维权困境。

本报告以近两年间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为主线，描述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总结了工人集体行动的形式、特点、诉求与后果。本报告指出，工人的集体行动标志著中国集体劳资关系的形成，孕育著集体谈判这一劳资关系的基本调整机制，并发动与推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改革。

本报告通过五位研修实习生对亲身经历的敍述，透视了日本的 “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揭示了这一制度存在的深层问题。维护研修实习生权益，关键在於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使研修生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获得来自日本当地和中国国内人士与组织协助。（2011-03-22更新）

我国的劳动关系已经在本世纪初完成了市场化的转型，劳资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本应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在2009年底出版的一期《了望》周刊中，这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被称为一种“忧患”。当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转变为一种“社会的忧患”后，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值得分析与探讨的命题。本报告将引用研究文献、媒体报导、劳工政策和劳动法律，回顾与梳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过程，探讨劳资矛盾成为社会忧患的根源所在，概括分析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影响因素，提出建立市场化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政策建议。

这是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第二份关於尘肺病患者维权障碍的研究报告。报告揭示当事人在维权活动中所遭遇的制度障碍、资本障碍和权力障碍，分析了这些障碍的形成的原因与现状。

这是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第三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在报告期（2007-2008年）内，我国工人运动依然呈现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由工人发起和组织的集体维权行动，这类行动自本世纪初兴起后，一直以追讨和争取劳工的经济权益为主要目标，具有自发性和临时性特徵，行动的组织正在趋於完善，行动的策略也正在趋於成熟；一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导和开展的维权活动，这类活动一直以化解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为主要目的，活动本身具有“官办”、“官控”和高度的政治化的特徵。本报告继续以“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两分法”，对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做出概括性描述。报告由对经济、法律和社会背景描述、对工人集体维权行动个案的分析、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建设和维权作为的考察和中国劳工通讯对两类维权行动的分析等四部分组成。 报告的各版本可在下列连结中获得：

从1988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到2008年10月全总召开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整整二十年间，全总在组织结构上和工会理念上都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角色。本报告将就全总书面和口头上的维权“供给”与企业劳资矛盾现实中工人维权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别进行分析，指出全总的维权“供给”和工人的维权“需求”恰似两条持续延伸多年但从未相交过的平行线。本报告指出，“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相交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於执政党误解了因劳资矛盾激化引发的社会冲突，致使全总作为工会本应具有的维护劳工经济权利的基本角色与功能被执政党全面政治化了。本报告还就全总维权的去政治化与主体归位等提出了建议。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这部法律在颁布前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曾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本报告以《劳动合同法》的有关条款为视角，对我国中小私营企业雇佣关系“法外运行”的状态加以剖析，并提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惟一途径是在企业层面建立真正的集体谈判制度。本报告认为，《劳动合同法》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劳动合同方面更多的职责和权利，这已经超出了工会本应作为工人的代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角色定位。因此，要建立以集体谈判为核心的企业雇佣关系调整机制，工会必须转变其维权角色和维权模式。

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与政策性破产过程中，由於缺少工人的参与和公正的政策，引发了“劳权争议”。由於这类特殊的争议不能通过信访、仲裁和诉讼等公力救济途径得到解决，迫使工人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力救济。本报告以中国劳工通讯的“劳工权益公益诉讼”项目所援助的个案为基础，以国有企业改制和政策性破产为视角，以此项“改革”所引发的劳权争议及工人追讨权利的过程为主线，描述在现有制度下这类争议演变成工人集体行动的过程，并尝试探讨这个过程发生和发展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