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今年以来，经济迅速回暖，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企业接到大量订单，却招不到充足的员工。据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生産綫已处於停工状态。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於期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意味著，创造了中国奇迹的“血汗工厂”体系，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於三个要素：第一，在民衆冲击下，权力被迫一步一步地放弃不合理的制度，民衆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出来，转化成爲财富；这一点，在温州等地表现的十分明显。第二，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第三，乡村劳动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业中，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后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沿海的新兴工业区，即人们熟悉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这两个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主要靠农民工支撑。

          《中国改革》记者贾存斗         【背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一直是中国扩大内需的瓶颈制约，同时也是造成近年来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11%左右。而在上世纪80年代，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17%左右。也就是说，20年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五个百分点。目前中国GDP总计30多万亿，降低五个百分点，就意味著1.5万亿元的收入。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逐渐显现。当时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收入过高。1996年后，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成爲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         2003年后，中国决策者提出“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劳动者收入。比如免征农业税、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爲农民工讨薪、加强劳动执法等。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目前看来，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有四：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二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太大；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四是公务员队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财産性收入上。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爲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爲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産能过剩、资産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公共财政应成爲二次改革         先行目标

1         张新旗，河南人，身份民工。每见其人，总遭遇在讨薪路上，因此被我戏称「讨薪明星」。         说张新旗是「讨薪明星」不要误会他是维权义士。他没有工夫替人维权。张新旗心想的，是要把从乡下带来的几个同乡孩子带好，能带个囫囵个儿回去，后再说挣钱没挣，挣了的话，多少且不论，够吃就得。若是年底回家兜里有了那么一籽俩籽儿的，那是造化，好像白捡。张新旗明白，即使钱多得重的兜不住了，但凡孩子有个闪失还等於没挣！当然了，要是孩子好好的，钱却没挣多少也不行，张新旗还是难免挨駡。谁怪他做了个不是包工头，却担著「包工头」责任的事呢！         9日当天，张新旗和六十几多兄弟浩浩荡荡地走过京城大街。街上的人大概不能看懂这些人要做什么。张新旗说：咱是要钱，不想闹事，因此事先准备好的十米条幅也没有打出。后来我去的晚了，没有看到那条幅，据说是在十米白布上刷写者墨笔黑字「还我血汗钱！」我问条幅后来呢？张说：「来了个胖警察，对我们说『不就是要钱么？我来了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就叫我们把条幅收起，后来也不知条幅被谁收走的。」我说维稳的技术现在很科技，精细得很，若是稍不留意，一切尽扫，还等你收回吗？「可那是我们专门买的白布，是花了钱的，」张急急著说：「原想著钱讨回来了，花点钱又算什么？这倒好！」

“资本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 ——K·马克思 　　　 本文基于从互联网络上收集到关于“依棉集团工人罢工护厂事件”、“香港中策集团”和“保定火车站改建”等相关信息和资料写就而成的。很遗憾由于无法联系到 “国有一棉”的工人或相关知情者，而且限于能力、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文章的内容与观点最终都是建立在已有资料的逻辑推断之上，无法予以核实。所以笔者 不敢说文章完全真实正确地反映了“依棉罢工护厂事件”的整个前因后果，但相信与最终的事实真相相距不会太远。希望读者在读完本文后能和作者抱有一个相同的 信念：保定的工人阶级，我们与你们在一同斗争！　　 昭然若揭——香港中策的“画皮” 在这种（投机）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K·马克思　　 “依棉罢工事件”发生后国内外舆论哗然；但“依棉集团”的实际东家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China Strategic Holding Ltd简称“中策”）表现十分奇特，在公开层面上超然地漠然置之，既无“驳斥谣言”的声明，也无董事会出面安抚员工；而只见前台的以汪丽娟为首的管理层和 保定市政府忙得四脚朝天花样百出；当然是否“中策”忙于幕后迎来送往和上下其手，我们也未可知。　　

童大焕         8月23日下午6时许，正在浙江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市上江路的易初莲花购物中心，看望在这里购物的群衆。温总理亲切询问正在商场快餐厅吃饭的 尹锐小朋友，他是哪里人，吃的快餐是多少钱，家里有什麽困难。尹锐的母亲尹翠还对总理说，想在打工的工厂附近让儿子就近上学，但是问了厂附近的3所学校， 都不同意。没想到今天碰到了温总理，真是太高兴了。尹翠还边说边哭了出来。         尹翠还何其幸运，又何其聪明，她知道总理关心自己的情况，问题一定能解决。果然，询问完情况，温总理便仔细叮嘱在现场的温州市领导去调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尹锐的转学问题。24日早上，记者得知，尹锐的转学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新华社）         这是多麽神奇的解决速度！但也就是因爲遇到了总理。总理的威信，总理的权力，解决一个孩子的上学问题，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吗？普通百姓就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也不一定能结善果。         我想起了总理爲农民工熊德明讨薪的事。对农民工来说，那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事，但总理同样一句话就解决了。甚至，一度使熊德明成爲讨薪明星，很多农民工委托她去帮忙讨薪。但光环效应终有失去的一天，而总理只有一个。

        该稿件爲华爲前员工按照不同部门揭示华爲内部薪资待遇问题，相信对於一直想要介入华爲这个大企业的个人以及各位同行的人事部门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我的情况：1978年生，北方某省会城市人，男，2000年毕业于北京某知名大学电子通讯相关专业，同年7月加入华爲，经过技术支援部的一营实习，而后在市场部做産品綫，即下过办事处，又待过总部，还去海外支援过三、四个月，于2003年下半年离职，工号22%%%，现闲居北京。         声明：本人所写均爲本人亲身经历和华爲同事的转述，但爲避免透露真实身份，具体时间地点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有所更改，请勿对号入座。由于本人仅供职过华爲市场和技术支援系统，对其它部门的描写均爲华爲其他同事经历。         华爲部门划分结构         1、市场系统。         按地域先分爲国内和海外，国内又分爲深圳总部和各省市办事处，海外也分爲国内深圳总部和各大洲地区部。按工作分工又可基本分爲客户系统和産品系统。

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近期成爲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走投无路下的无奈之举，集中暴露了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一个农民工的职业病鉴定，爲何演变成“开胸验肺”的悲情故事，竟然弄到卫生部督导、专家组调查的地步？他的维权之路，爲何演变成一起公共事件？如何使“开胸验肺”的悲剧不再重演？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已经很累了，可我却不想睡，因爲我知道有人今夜将长眠不醒。害死他的究竟是暴怒的拳头、无情的棍棒、砖头，还是有关部门一个漏洞百出的决定？         按理说，工人们示威以胜利告终，我应当高兴，毕竟我也是半个通钢人。然而，听著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的心头却像坠了铅一般的沉重。         一个刚至不惑之年的壮年，他有一对可爱的双包胎儿女，相继于去年和今年考上大学；他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可是今天之后，他便再也不能对亲人尽义务了，他被暴怒的拳脚棍棒活活打死，就在省市领导赶到现场之后，就在武警官兵和防暴警察出动之后。         在流火的七月，他身体里的血却慢慢变冷，或许比他的血更早冷却的是他当时还有知觉的心。当他被一遍遍暴打后，扔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还有知觉的时候，仅仅几百米外就有省市领导，就有武警官兵就有防暴警察，你们爲何见死不救啊！是畏惧还是无能？         一个生命就这样去了，他不是恶人，稍有良知者怎能无动于衷？夺了他性命的是暴怒的人群来势汹汹、无可阻挡，还是有关领导及保卫人员的不作爲？我不想多问。         这样惨烈地死去，是当事人犯了王法还是触了衆怒？他不是决策者，不是老板，他只是私营企业的一个打工仔，说好听点儿，叫高级打工仔，没有参与决策，更没有权力决定一个企业何去何从，爲什麽置他于死的？

        据新华社7月27日电，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的“部分职工”“在通钢厂区内聚集”，“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27日下午，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首次通报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实际上，早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前，通钢的“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事件就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而网民们的评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爲打死陈国军叫好。这样多的人爲打死了人叫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矛盾已经极端尖锐化的表现，也是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必然导致的后果。         熟悉中国内情的人都明白，7月27日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所说的那番话，绝不会仅仅是他自己个人所想说的，也绝不会仅仅代表吉林省国资委的看法，而应当是说了他们的“上级”想公开说的话。至于这个“上级”是谁，我们无法知道；我姑且假定，吉林省国资委的说法，代表著“吉林省有关当局”的意见。时下开始实行“问责”，吉林发生了情节如此严重的“骚乱”，作爲国家主人中的一份子，我不能不向这“吉林省有关当局”问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