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末，中国劳工通讯（以下简称CLB）发布了《工人集体行动十一年》研究报告。报告收集了发生在2000—2010年间的553个工人集体行动个案，并在此基础上，对十一年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背景、特点，以及政府对工人集体行动的对策变化进行了全方位概括及分析。

10月中旬，75名因为曾在凉山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而染上尘肺病的工人，派出数名诉讼代表，向甘洛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于第一阶段追究凉山州甘洛县卫生局行政不作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尘肺病患者提起行政诉讼涉及人数最多的群体诉讼案。本案律师希望在解决工人们职业病赔偿问题的同时，向有关政府监管部门提出告诫，希望他们积极履行自身职责。

CLB集体谈判专家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吕梁市煤炭行业的顺利推行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同时，集体谈判中也存在的一些潜在问题，如工人协商代表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没有对应的法定地位等。总工会应当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集体协商落实时间表，成立专门的集体谈判部门并以集体谈判培训作为主要工作，将集体谈判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

本次尘肺病防治与救济研讨会由香港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与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主办，与会者包括职业病患者、知名媒体人、医疗专家、律师、学者及NGO。会议的目的包括分析尘肺病防治与赔偿的现状、探讨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的可能、寻求尘肺病救济的最佳解决模式、建立多方交流及合作平台、介绍香港先进的尘肺病防治与救济经验。 以下是与会者传达出的主要讯息：   研讨会第一天：   首经贸教授李琪介绍尘肺病在中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可忽视。近年来尘肺病案例增多。尘肺病占职业病的比例一直维持在70-90%。卫生部资料：上个世纪50年代，新发病例每年是百位数，74年达到万位数，目前，每年以2万以上的速度增加。尘肺病反映出我国30多年劳动关系转型所带出的问题。尘肺病的暴增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工作场所缺乏必要的防尘设施；第二，尘肺病人在诊断、鉴定和赔偿方面遇到的困难；第三，用工制度上不完善。劳动者没有证实劳动关系的资料。第四，监察队伍人员不足，还有相关部门的腐败、不作为。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始终是一个个体，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代表其真正权益的工会，整个尘肺病救治过程中始终是客体，即处在劳动关系的被动地位。  

今年以来，由于内地物价的持续攀升，从沿海一线城市的车间工人，到中西部省份的出租车、巴士司机，都纷纷停工停运，表达加薪的诉求。 本周公布的7月份CPI亦创下37个月以来的新高。CLB专家认为，工资集体协商是和平解决劳资冲突的有效机制。而当工人找不到有效的诉求解决平台时，就会采取极端的停工形式，以引起管理层和当地劳动部门的重视。CLB近期整理了一份“内地工人停工注意事项”，全面总结停工的策略问题。

佛山皓昕是一家专门生产人造钻石的港商独资企业，至今该厂有500余名工人先后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或疑似尘肺病。截至目前，仍然有约120名工人没有同厂方就补偿协议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7月22日，12名患尘肺病工人在代理律师的带领下，向禅城区公安部门提交刑事控告状，要求追究皓昕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要点提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4亿，外出农民工人数过半。年平均工资增长跑赢CPI，私营单位与非私营单位工资收入差距悬殊。有效集体合同九十万余份，集体合同签订量增长近三成。七成多农民工仍未参与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盈余九十余亿。劳动争议以利益争议为主，非公企业是争议的多发领域。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和涉及人数均有下降，但呈现扩散效应和连锁反应。

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第四期工人运动观察报告。在报告期内，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有了新的发展，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反映了劳资关系在完成了市场化转型之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2010年夏季发生在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人集体行动，更将企业层面的劳资矛盾社会化，并成为个体劳动关系向集体劳资关系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2011年春，中国大地掀起了工资集体协商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省市推出“工资集体协商春季要约行动”，或出台“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推动工人与资方进行平等集体协商。以上海杨浦区为代表的行业工会及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外企公司也参与到工资集体协商行动中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国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开始实行“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从那时起，数十万中国青年东渡，以“研修生”、“技能实习生”的身份，在日本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