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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从向政府提出诉求到自己起来抗争
2，穿越了20年的隧道——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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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向政府提出诉求到自己起来抗争
韩东方
八九年民主运动遭到镇压20周年之际，不断被记者问：20年了，中国政府成功掩盖了历史真相，新一代年青人不再像20年前那样忧国忧民，他们最关心的不再是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而是能否找到一份高工资好工作，有的梦想早日开上自己的车子和买上自己的房子。记者们问：作为20年前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你对今天失去了政治热情只注重物质追求的一代人是否失望呢？
乍一听，这的确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稍多想一层，年轻人梦想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有什么错呢？追求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与追求民主自由并不对立，民主也并非只是政治理想层面的东西，民主制度更应该是能够使人们在现实中实现包括高工资、好工作、开好车、住好房在内的，有些甚至看起来没有多少理想内容，但却很具体实在的梦想的工具。关键在於，现实中，十四亿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真能实现这些梦想呢？又有多少人，别说梦想了，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呢？
广东一家1990年建厂的港资宝石厂，从石头原料切割到细加工等各个工序都会产生大量粉尘，但雇主从未按法规的要求安装防尘降尘设备，甚至连口罩都不给工人提供。从2000年开始，该厂不断有工人检查出矽肺病，雇主对患病工人不但不依法赔偿和治疗，反而却发现一个解雇一个。2005年，该厂一对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工人夫妇感觉到胸闷症状后自费到医院检查，妻子确诊为矽肺病二期（加），丈夫肺部纹理增粗并出现阴影，医生说，对照职业史，这肯定是矽肺病的早期症状。与其他检查出职业病工人的遭遇一样，这对夫妇也遭到解雇。
也许，这对只想打工挣钱过日子的工人夫妇正属於那类令人失望的没什么民主自由理念的人，如果雇主对他们好一些，如果地方政府劳动部门的官员能够认真执法使他们的权利免遭侵害，如果总工会在雇主面前能够真正代表并有效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的，更不会站出来挑战雇主和政府。那位来自中国共产党治下最自由的地方——香港——的宝石厂老板，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理解也许比这对工人夫妇深刻的多，但，正是这位来自自由世界的雇主利用了地方政府劳动部门官员的疏於执法甚至贪赃枉法，把他的工人一个接一个逼上了绝路。
这对工人夫妇有两个孩子，儿子11岁，女儿6岁，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最后，他们决定接受中国劳工通讯的法律援助提起一系列诉讼争取权利。这些诉讼包括：1，诉雇主非法解雇疑似职业病职工，要求恢复劳动关系；2，诉雇主明知生产工序产生的粉尘会使工人患上致命矽肺病，但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要求法庭判雇主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要求追究雇主的非法人身伤害责任；3，诉当地政府劳动监察部门没有及时查出该企业恶劣的工作环境，致使大批工人患上职业病，酿成职业病伤害重大事故；4，诉当地政府工伤保险部门失责，没有依法强制雇主为工人上工伤保险，使工人失去了获得工伤保险基金赔偿的权利。他们提起这一系列诉讼的目的，除了为自己争到应得的权利外，同时希望能使其他已经患上职业病但却没有得到赔偿和治疗的工友受惠，更希望通过诉讼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推动政府依法行政，以免更多工友受害。
其实，双方在法庭的力量非常悬殊，老板跟地方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又有钱，而这对工人夫妇则除了为了活下去的冲动以及为其他工友争取权益的愿望之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工会的支持都没有，因此，他们对胜诉根本无把握。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诉讼的决心，因为他们除了一身病之外已经一无所有，甚至连恐惧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从未有过的要活下去的强烈冲动。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在诉讼中高喊民主、自由等口号，但他们执著的诉讼所走的每一步，既艰难又实在的彰显著法治精神。而且，就算是因为司法腐败等诸多原因而打不赢官司，诉讼行动本身也会对雇主和地方政府官员造成有形压力，迫使雇主在今后的企业管理行为中对国家劳动法律和工人的基本权利多一些尊重，督促地方政府官员更负责任的执政。
在中国，与这对夫妇有著相同遭遇和诉求的劳工何止成千上万，与这位宝石厂老板一样不顾工人死活无视国家法律的雇主也绝不在少数。我相信，如果越来越多权利受到侵害的工人能像这对患职业病工人夫妇一样，在自身权利遭到无论是来自雇主还是来自地方政府部门的侵害时拒绝沉默并诉诸法律，排山倒海的诉讼行动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将起到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其实，过去20年来，随著地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趋於失控，随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及与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侵害日趋普遍，越来越多权利遭受侵害者不再沉默，也无法再沉默。工人通过罢工争取权益已不再是禁忌，光是广东珠三角地区，一千人以上的罢工行动平均每天就有一起，这还不算那些参与者少於千人的罢工。去年底重庆出租车司机和教师罢工、罢课争取合理待遇的行动，政府最后更出面与罢工代表谈判。这种情况别说20年前，就算是10年前也是不敢想像的。全国一亿两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普遍的就业和就学歧视，过去，这个群体出於自卑一直集体忍气吞声，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乙肝病毒携带者挺身而出通过诉讼争取权益，这些诉讼已经引起全社会对各类就业歧视问题的关注。四川地震一年多了，死难学生的家长们追究垮塌教学楼建筑过程中贪污腐败的行动从未停止过，面对地方官员的重重阻力和压力，他们的行动反而更加执著。地方贪官污吏与不法商人联手巧取豪夺农民土地，数以亿计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被推上绝路，在人们心目中最不关心政治的中国农民，20年前更曾经每人拿政府10元钱补贴上街反对民主运动的中国农民，在被各地贪官污吏们逼上绝路之后，义无反顾的在全国范围内行动起来，揭露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并依法追讨自己的土地权益。
当人们被逼进生死抉择的死角之后，反抗便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20年间，贪官污吏与不法商人联手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在全国各地已经严重到了几乎无家不受害的程度。这期间，他们对民间反抗的镇压虽然从未手软过，但，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公民维权行动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却越压越勇，最终发展成了目前全民参与无处不在的公民维权运动。而且，律师、记者、学者等过去自视为局外人的社会群体也越来越多的介入到这些反抗行动中。
20年，中国变了，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中国变得令我们这些20年前曾在天安门广场呼喊民主自由，并不惜为之舍命坐牢的人认不出来了。20年间，中国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打工不用再花上全家的全年收入到县政府开具打工证了，但他们进入工厂后却没有任何劳工保障，低工资，没福利，没社保，没医疗不说，更随时有可能因为在工作中使用有毒化学品而使健康受到永久损伤，既得不到赔偿又得不到治疗，可谓是刚跳出虎口又进了狼窝。20年前，如果工人罢工，必受到来自政府的政治迫害，不判十年也得判八年，但今天，罢工工人受到雇主解雇的威胁远远超出受到政府政治迫害的可能。20年前，学生和工人上街反贪官污吏要求民主，20年后，中国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已经进入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20年前，中共领导人害怕学生和工人威胁他们的政权，20年后，地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对中共政权的最大威胁。
20年间最大的变化莫过於，随著地方官员的权力在贪污腐败中不断恶性膨胀，中央政府的权力急速萎缩，不少人曾深信，中央权力向地方的转移过程便是民主化的过程，但，人们期望的民主化没有发生，反而却滋生出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贪污腐败。而急剧恶化的官员贪污腐败所激起的民愤，在逼出了来自全国每个角落的公民反抗的同时，更戏剧性的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民社会的萌芽。今天，无数中国人为了实现自己并不奢侈的物质梦想，为了从贪官污吏、不法商人、无良雇主手里夺回本应属於自己的经济权益，已经或者将会行动起来进行反抗。这些行动既无高深理论，也无铿锵民主口号，但却执著的无人能够阻挡。这，不正是我们20年前呐喊追求的延续吗？这，不正是西单民主墙、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延续吗？再说远一点儿，这不正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延续吗？所不同的是，今天人们的行动不想再动辄付出牢狱甚至生命的代价。
百多年前，谭嗣同曾豪迈但却无奈的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百年后，如果我们有幸可以把谭公的话稍作改动：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但不须死者，也可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为变法而流血者众，但国之仍不昌。昌国运而不须再流血，自吾代人始。如果我们这代人真能做到昌国运而不须再流血，谭公九泉有知必会高兴得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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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了20年的隧道——纪念六四20周年
罗斌
今年这个时候，如往常一样，中国劳工通讯向那些在二十年前那场残酷的政府镇压行动中的死难者寄去哀思。那些痛失挚爱的家庭，请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同样的悲伤。你们的亲人为了中国民主的和平进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你们，承载著他们离去的苦难。你们中许多人，已经将伤痛化为力量， 多年来一直向政府要求为死难者平反，并就六四事件道歉。我们，和国内外所有善良的人一样，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勇敢不懈的努力。我们坚信，最终，正义会判决我们胜诉。
韩东方，当年那场民主运动的领军人之一，如今中国劳动通讯的负责人，已经就六四二十周年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继续当年那些天安门抗议者所追寻的梦想，将非暴力抗争的火炬传递下去，避免无畏的牺牲，这正是中国当前一代民权人士的理念。
每年6月4日，中国劳工通讯会更新并发布一份名单，这是一份因进行劳工维权活动而被判刑的人士的名单。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审视天安门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1989年6月，当局背离民众的普遍期望，用武装镇压的方式扼杀了政治改革的呼声。毫无疑问，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潜在问题。这种方式，只是把问题掩盖在了地下，任其恶化。可以这样说，政治的高压控制，使得这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年的绝大多数时光中，看起来稳定和谐。但是学生和工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提出的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如贪污腐败，没有结社自由，没有民主等等，基本上被忘却了，这些年来并无得到改善。实际上，在推广市场经济同时，由於缺乏配套的各级政府问责制度，腐败现象愈发普遍，愈发严重，在整个官僚体系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
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变化。有所改变的，是群体性抗争的性质和方向，是公众维权意识的普及，这种改变在过去五年左右尤显突出。20年前，除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外，很少有工人罢工抗议，很少有民众集结起来抵制当地政府的失当行为。但今天，这些现象时刻发生著，在城市，在乡村，在每天的表钟滴答声中，公民意识如春天的树枝，向著天空旺盛地生长。
这种公民自发的维权运动，说明了争取人权的观念，已经真正植入中国草根阶层的心中。而正是越来越多工人的直接参与，提升了这种新型维权运动的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力。尤其是1.3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对正当权利的疾呼不容忽视。
过去五年来，国有公司和私人企业对工人的无情剥削——低工资、无休止的加班、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已经引发了工人们一波波罢工，或者集体的公众抗议甚至演化为暴力行为。许多这样的事件中，都有上千名工人参与。但仍然，工人在法律上不允许组建独立的工会，不能和雇主就劳动合同内容和条款进行集体谈判。如果工人一直不能赋予以上的权利，来自社会的压力和公众的愤怒就会继续升级。
二十年匆匆飞逝，以政治安定为理由强硬压下不同异见的时代过去了。当今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学会如何管理，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渠道，以可持续的程序来进行与民间的对话与协商。比如对工人们，应该在法律上给予他们集体谈判权，允许鼓励他们集体同雇主平等协商，从而保证合理的待遇和安全的生产环境。农村社区应该在土地发展使用问题上有直接的发言权，而且农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给公平的安置。城市居民应该保有不被任意驱逐和不被任意命令搬迁的权利，以对抗勾结起来的开发商和官员。
简单说来，所有弱势群体，应该享有集体博弈与和平结社的自由，让他们可以表达诉求和愿望。对於强势的一方，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的私营老板，应在一个相互尊重自由交流的机制下，与另一方利益群体对话，共同找到一个对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那时，中国政府推广的「和谐社会」才能由文件上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综上所述，对中国正在成长壮大的维权运动来说，那些1989年6月4日的遇难者，兼没有白白地死去。摆在逝者墓前的花儿，穿越了那些意图阻断它们生长的高墙，已经遍布到了这个国家的所有角落。这些花儿，隐喻著和平、对话、民主、尊严，以各式形态和顔色在绽放，用顽强的根茎来适应当今这个变化了许多的世界。但是，它们的品质未曾变过，一如它们经久多年的香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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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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