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研讨会上经常很感动。那些NGO的年青人，特别是几个年青的工人，头脑清晰，完全知道他们和这个社会的问题所在，渴望行动。多数教师专家律师亦如此。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在恶化。因此，工人必须团结，有集体的力量，中国需要集体谈判，为此，工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代表和罢工的权利等，基本上是共识。看着与会的代表理性温和时而压抑的态度，我就想：和我了解的西方，特别是法国政府比较，中国政府实在是有上好的运气，它治下的人民要求不多，如此温和。可它就是不理解，对这些善良的人们是如此的不信任。很多NGO及其积极子、工人，都受到不同形式的监视和周期性的警告，真是悲剧。 20年来，在全世界，当然主要是在西方国家，我参加了无数的各种会议。和这些会议比较，大陆中国人在会议表现的那种欲言又止的集体压抑总是令人印象深刻。最重要的、前提的东西大家回避，因为太敏感。如这次会议上，一些人知道，改善劳工状况的政治前提是放弃“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和解决资本在人大政协等立法机构的巨大影响力的问题。但，这是“不可以谈”的。 自由的宝贵不是抽象的，没有它，我们就不得不时时、处处压抑自己的个性、感情，精心选择、结构自己的语言，使语言和观念、个性的关系错乱，使人际关系肤浅脆弱甚至虚伪怪诞。在会上，和一位发言不错的教授私下交谈，突然，他替全总作与谈话主题无关的辩护，莫名其妙。瞬间我明白了，他心里的摄像头启动了...

物价上涨是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事儿。官方媒体说11月上涨的幅度是08年7月以来的最高，而且还会持续下去。毫无疑问，由于是包括粮食、肉类、食油等消费 品全面的涨价，工人和其他工薪阶层近来提高的工资，不但打了水漂，实际购买力还下降了。一些地方政府好不容易咬牙给企业下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死命令，白费 了。 接下来的是学者官员的争论：要不要控制物价？据报道，听说不准涨价，很多食油生产厂家停止了生产。春节临近，这可是个灾难性的消息。发改委赶紧辟谣，发了 报道的报纸罕见地反辟谣。达人们的争吵更扩散著恐慌。 就是说，我们又遇到这个古老的窘境：控制物价，则遏制了生产进而延迟供给提高带来的物价回落；放任不管，又可能导致一时间的民不聊生。 不用说，这些，近两亿中、高收入者较能承受。数千万公务员也能对付：因为给他们提高工资或各种补贴的权力就在管制、依赖他们的政府部门，即部分公务员手 里。企业会因为原材料、运输等费用的增加而遇到麻烦，但，其会计部门每天在算账。想办法减少成本，然后按比例提高其产品价格可对付好一阵子。 剩下的，就是工人，特别是购买力几乎低得不能再低的近两亿农民工了。他们是这一轮物价上涨最直接、最大的受害者。但是，眼下的社会气氛和集体心理对他们来 数又是最糟糕的：政府及所属的公务员在忙著提高自己的工资及其他因物价上涨带来的新问题，老板也面临原材料等其他费用上涨、自己的产品因价格提高一时销路 减少等问题。而且，一些工人几个月前可能还多少提高过一次工资。

10日晚，和东方夫妇看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转播。看到那张空椅子，听到那位女士读刘晓波“我最后的陈述”，几乎泪奔。刘晓波有其政治理想和行动，更 难得的是其谦卑，是其直面自己的诚实。所以，苦难使他开阔、厚道也更有诗意更有趣。 在巴黎的白夏家和刘霞吃过一次饭，她的朴实宁静让我惊讶。 有年青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民主和人权活动分子中有人不满刘晓波得诺奖？我说：人性的一大弱点，是不自信，不相信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会是伟大的。当有人说那就 是伟大时，他冷笑并会愤怒。确实，刘晓波离我们太近。而过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们多不认识，等我们知道他们时已经太迟，他们已经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耀得 如上帝般完美。而刘晓波只是我们中的一员，太熟悉太平常。 中国政府的愤怒我能理解。且不说别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它十年举全国之力筹备奥运、世博、亚运等“盛典”，直接间接花费当万亿之巨。它的 目标之一，是改善其“国际形象”。然而，10日11日诺贝尔和平奖区区两天的仪式，将上述巨量的努力化为乌有，何其惨烈！ 姑且将民主、自由等价值搁置。中国政府因其对言论的控制及对“维稳”走火入魔，已越来越远离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它不知道，民众的不满虽然日益强烈，但多数 人期望的是政府主动的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的革命。它被社会的不满，被越来越多的罢工示威及其他群体事件吓晕了。于是，逮捕刘晓波并重判11年。它以为国内 民众会因此恐惧，以为国际舆论会因为中国的强大“繁荣”，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日深而对这荒唐的判决沉默。 事实和中国政府以为的恰恰相反。

10月31日，上海世博闭幕，11月15日，该市的静安区一教师员工居住的28层大楼被大火吞噬，举国震惊。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已有53人丧生，36人失踪。 第二天，即11月16日，上海市公安副局长程九龙宣布，“经连夜侦查，火灾发生时有人在10楼现场违规实施电焊施工，点燃了尼龙网、竹片板等可燃物。” “公安机关已对 8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实施刑事拘留，他们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这8名所谓犯罪嫌疑人，至少4人是电焊工。 将8名工人当作如此重大事故的替罪羊，而且是如此迅速，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且不说无数谴责的评论和博客文章，仅显示新浪微博的两篇脖文的截图： @华子：如果无证电焊工被判罪，那这社会太可怕了。微薄的工资，没有社保，缺乏安全防护，没有消防措施。这些，绝不是农民工的错。那些爬在高高的架子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他们的肩膀不足以扛起几十个人死亡的职责，也不应该扛。原文转发(6973)|原文评论(1828) @窦含章：上海大火竟然将电焊工抓起来了！他们就是一些干活的，谁给钱就给谁干，又不是纵火，抓他们干什么？真正应该抓的是那些工程的承包方和组织者，他们违规雇用无证电焊工，该负主要责任！不要一出事就拿弱势群体顶缸。 原文转发(2026)|原文评论(423) 你看，不到几个钟头，它被分别转发了近7千次和2千多次。在上千个评论中，骂上海当局的，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真正是公道在人心！

在推特上也看到了北京大兴检察院的起诉书。原以为会罗织一些与政治有关的罪名，没有，说的都是赵连海如何与他人聚会抗议、和记者沟通。孩子喝毒奶肾结石，而且涉及的是几十上百万，有的说是上千万的孩子，企业不赔偿，曾全力为企业背书的地方政府几乎是不闻不问，上下勾结关闭一切正常、合法的反映、解决问题的渠道，家长为此而聚会呼吁倒成了犯罪，天理何在？

最近，一位美国人想做关于中国农业的论文，但“狗咬刺猬”，似乎不知从何入手。他调查过欧美及非洲国家，故依其思维惯性，以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就是西方那样的农业工人的问题。想纠正他，故草拟了个提纲。写这个提纲时，最忧虑的是现在各地的“建设新农村”运动，强迫农民“上楼”，小村合并为大村。农村生活几年，深知每一个自然村的历史形成，它与耕地、水源的关系，它独特的历史、家族传统、风俗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邻里关系等。 了解中国的农业的视角 1，有劳动雇佣关系的农场占中国农业的比重很小。上世纪90年代以前它们主要是国营，新疆、黑龙江两省农场最为集中，新疆的国营农场之多数称为“新疆建设兵团”，是准军事化组织。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和全国大多数农场一样，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部分破产后土地出租外，其余部分开始实现家庭承包制，近似于中国一般的家庭经营的农业。 2，大致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了解农业问题的前提。中国的土地制度较复杂。法律上土地国有，实际上有乡、村支配管理，国家征用土地时通常必须给使用土地的村和个人支付征用费。中国有大约八亿农村人口。农业主要是没有雇工的家庭经营方式。决定和影响其收入和生活品质的主要因素是其产品的种类、产量、农产品的价格、赋税、教育和医疗费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农场“低保”制度的存在等；

煤老板拥有了煤矿后做的第一件事，通常是赶走老矿工，代之以没经过培训的农民。矿工队伍及其结构是这样有了根本的改变。仅这一条，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再看矿山的安全设施：90年代长期的亏损，使国有煤矿的安全投入“欠账”巨大，祸不单行，这一私有化或承包，一时间更无人操心安全设备。新兴的矿主多是小本经营，即使有心，也无力作安全投入，更何况他们是急于收回投资，而且打点地方官僚的耗费不薄，他们对未来也毫无信心。承包后谁来管安全？是承包商还是国家的矿务局？很多矿山在很长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扯皮，乃至于在更换一根井下的支柱时他们也互相推诿，久拖不决。

我知道，这博文的题目其实很轻佻。本人拉长脸写矿难十年了，就轻佻一次吧。尤其是，对矿难，全中国都很，且越来越轻佻。 据新华社报道，10月27日，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一煤矿发生渗水事故，至少12人死亡，1人受伤。矿工的爸爸不是李刚，故在主要的门户网站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条消息，更别说受难者的姓名了。 河南平顶山平禹四矿10月16日发生矿难造成37名矿工死亡，现在已经十多天了。尽管有智利矿难救援过程之强烈对比造成的冲击，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些死难者的名单。媒体也干净得如大水冲过，大风刮过，没任何后续消息。有人在网上透露，平禹矿难发生后，失踪矿工的家属一开始就被隔离在离矿山较远的旅馆，犯人一样被监视，无行动自由。这样的信息也迅速被屏蔽删除。我们的一些多愁善感的文人使劲地拿出诸如“一个国家的光荣”之类庄严隆重的题目做颂扬智利拿矿工当人的文章。可人家就是不理你！ 今天4月山西王家岭发生矿难后，媒体密集宣传115名矿工的获救过程，那种做作，像化妆过度的女人。公众呼吁公布获救者及另外几十名死亡者名单空前强烈，也是无人理会。

中国目前城市廉价公房的建设、分配和管理的问题大得比没有它还多。这里首要的问题当然是腐败，它使“廉价公房”下停满了贼亮的轿车。其次是没有像新加坡、香港那样有一个合理的市政管理和负责、专业的公务员制度。 中国的市领导没有竞争压力，故没争夺选票和足够的投资建廉价公房的冲动。同样重要的，是它无力无心于市政及公房建设与分配管理。这不算北京眼中的政绩。 因此，要减少避免员工的自杀就要创造其职业生活以外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同时，又要避免贫民窟，建廉价公房和合理的分配管理公房制度是唯一出路。这， 又得依赖基本的透明和对腐败的限制。我们得四面出击。 三

（今年五月，中国社会和舆论界被富士康连续自杀的悲剧震惊，推特上的讨论也十分热烈。我当时发了好几批系列推，然后，将推文鼓捣成这文章。 本网站发表了前其半部，全文在嫣牛博我的博客上展出，一些网站、博客转载。现在，一些学者和大学生在经过对富士康数月的调查后，发表了内容丰富具体的报 告，借此机会，将本文放在这里，同时也宣告本博客在长久酣睡后的苏醒。） 1，好几次，外国人跟我说：中国比印度巴西好太多了。你看，在北京上海深圳东莞，你看不到印度巴西那样可怕的贫民窟。是呀，我回答：但，你知道这里 的代价是什么？谁在为中国城市壮丽的市容付代价？这是什么样的代价吗？完全理解这些外国人。我去巴西、南非、印尼等国，那些贫民窟确实让游客不愉快。但， 你细看，贫民窟里住的是亲热的一家人。父亲、兄弟打工回来，迎接他们的是妻子母亲姐妹孩子的笑脸和可口的饭菜。当家的精疲力竭，但可叼着烟翘着腿看电视， 在家NB，在臭水沟边作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