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研討會上經常很感動。那些NGO的年青人，特別是幾個年青的工人，頭腦清晰，完全知道他們和這個社會的問題所在，渴望行動。多數教師專家律師亦如此。新的勞動合同法頒布以來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甚至在惡化。因此，工人必須團結，有集體的力量，中國需要集體談判，為此，工人必須要有自己的代表和罷工的權利等，基本上是共識。看著與會的代表理性溫和時而壓抑的態度，我就想：和我了解的西方，特別是法國政府比較，中國政府實在是有上好的運氣，它治下的人民要求不多，如此溫和。可它就是不理解，對這些善良的人們是如此的不信任。很多NGO及其積極子、工人，都受到不同形式的監視和週期性的警告，真是悲劇。 20年來，在全世界，當然主要是在西方國家，我參加了無數的各種會議。和這些會議比較，大陸中國人在會議表現的那種欲言又止的集體壓抑總是令人印象深刻。最重要的、前提的東西大家回避，因為太敏感。如這次會議上，一些人知道，改善勞工狀況的政治前提是放棄“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和解決資本在人大政協等立法機構的巨大影響力的問題。但，這是“不可以談”的。 自由的寶貴不是抽象的，沒有它，我們就不得不時時、處處壓抑自己的個性、感情，精心選擇、結構自己的語言，使語言和觀念、個性的關系錯亂，使人際關系膚淺脆弱甚至虛偽怪誕。在會上，和一位發言不錯的教授私下交談，突然，他替全總作與談話主題無關的辯護，莫名其妙。瞬間我明白了，他心裡的攝像頭啟動了...

物價上漲是現在人們議論最多的事兒。官方媒體說11月上漲的幅度是08年7月以來的最高，而且還會持續下去。毫無疑問，由于是包括糧食、肉類、食油等消費 品全面的漲價，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近來提高的工資，不但打了水漂，實際購買力還下降了。一些地方政府好不容易咬牙給企業下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死命令，白費 了。 接下來的是學者官員的爭論：要不要控制物價？據報道，聽說不準漲價，很多食油生產廠家停止了生產。春節臨近，這可是個災難性的消息。發改委趕緊闢謠，發了 報道的報紙罕見地反闢謠。達人們的爭吵更擴散著恐慌。 就是說，我們又遇到這個古老的窘境：控制物價，則遏制了生產進而延遲供給提高帶來的物價回落；放任不管，又可能導致一時間的民不聊生。 不用說，這些，近兩億中、高收入者較能承受。數千萬公務員也能對付：因為給他們提高工資或各種補貼的權力就在管制、依賴他們的政府部門，即部分公務員手 裡。企業會因為原材料、運輸等費用的增加而遇到麻煩，但，其會計部門每天在算賬。想辦法減少成本，然後按比例提高其產品價格可對付好一陣子。 剩下的，就是工人，特別是購買力幾乎低得不能再低的近兩億農民工了。他們是這一輪物價上漲最直接、最大的受害者。但是，眼下的社會氣氛和集體心理對他們來 數又是最糟糕的：政府及所屬的公務員在忙著提高自己的工資及其他因物價上漲帶來的新問題，老板也面臨原材料等其他費用上漲、自己的產品因價格提高一時銷路 減少等問題。而且，一些工人幾個月前可能還多少提高過一次工資。

10日晚，和東方夫婦看了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的轉播。看到那張空椅子，聽到那位女士讀劉曉波“我最後的陳述”，幾乎淚奔。劉曉波有其政治理想和行動，更 難得的是其謙卑，是其直面自己的誠實。所以，苦難使他開闊、厚道也更有詩意更有趣。 在巴黎的白夏家和劉霞吃過一次飯，她的樸實寧靜讓我驚訝。 有年青的朋友問我，為什麼民主和人權活動分子中有人不滿劉曉波得諾獎？我說：人性的一大弱點，是不自信，不相信自己身邊的人和事會是偉大的。當有人說那就 是偉大時，他冷笑並會憤怒。確實，劉曉波離我們太近。而過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們多不認識，等我們知道他們時已經太遲，他們已經被諾貝爾獎的光環照耀得 如上帝般完美。而劉曉波只是我們中的一員，太熟悉太平常。 中國政府的憤怒我能理解。且不說別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它十年舉全國之力籌備奧運、世博、亞運等“盛典”，直接間接花費當萬億之巨。它的 目標之一，是改善其“國際形象”。然而，10日11日諾貝爾和平獎區區兩天的儀式，將上述巨量的努力化為烏有，何其慘烈！ 姑且將民主、自由等價值擱置。中國政府因其對言論的控制及對“維穩”走火入魔，已越來越遠離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它不知道，民眾的不滿雖然日益強烈，但多數 人期望的是政府主動的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的革命。它被社會的不滿，被越來越多的罷工示威及其他群體事件嚇暈了。于是，逮捕劉曉波並重判11年。它以為國內 民眾會因此恐懼，以為國際輿論會因為中國的強大“繁榮”，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日深而對這荒唐的判決沉默。 事實和中國政府以為的恰恰相反。

10月31日，上海世博閉幕，11月15日，該市的靜安區一教師員工居住的28層大樓被大火吞噬，舉國震驚。據報道，到目前為止，已有53人喪生，36人失蹤。 第二天，即11月16日，上海市公安副局長程九龍宣布，“經連夜偵查，火災發生時有人在10樓現場違規實施電焊施工，點燃了尼龍網、竹片板等可燃物。” “公安機關已對 8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實施刑事拘留，他們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這8名所謂犯罪嫌疑人，至少4人是電焊工。 將8名工人當作如此重大事故的替罪羊，而且是如此迅速，激起了國人的憤怒。且不說無數譴責的評論和博客文章，僅顯示新浪微博的兩篇脖文的截圖： @華子：如果無證電焊工被判罪，那這社會太可怕了。微薄的工資，沒有社保，缺乏安全防護，沒有消防措施。這些，絕不是農民工的錯。那些爬在高高的架子上揮汗如雨的農民工，他們的肩膀不足以扛起幾十個人死亡的職責，也不應該扛。原文轉發(6973)|原文評論(1828) @竇含章：上海大火竟然將電焊工抓起來了！他們就是一些幹活的，誰給錢就給誰幹，又不是縱火，抓他們幹什麼？真正應該抓的是那些工程的承包方和組織者，他們違規雇用無證電焊工，該負主要責任！不要一出事就拿弱勢群體頂缸。 原文轉發(2026)|原文評論(423) 你看，不到幾個鐘頭，它被分別轉發了近7千次和2千多次。在上千個評論中，罵上海當局的，什麼難聽的話都有。真正是公道在人心！

在推特上也看到了北京大興檢察院的起訴書。原以為會羅織一些與政治有關的罪名，沒有，說的都是趙連海如何與他人聚會抗議、和記者溝通。孩子喝毒奶腎結石，而且涉及的是幾十上百萬，有的說是上千萬的孩子，企業不賠償，曾全力為企業背書的地方政府幾乎是不聞不問，上下勾結關閉一切正常、合法的反映、解決問題的渠道，家長為此而聚會呼籲倒成了犯罪，天理何在？

最近，一位美國人想做關于中國農業的論文，但“狗咬刺蝟”，似乎不知從何入手。他調查過歐美及非洲國家，故依其思維慣性，以為改革後的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就是西方那樣的農業工人的問題。想糾正他，故草擬了個提綱。寫這個提綱時，最憂慮的是現在各地的“建設新農村”運動，強迫農民“上樓”，小村合並為大村。農村生活幾年，深知每一個自然村的歷史形成，它與耕地、水源的關系，它獨特的歷史、家族傳統、風俗和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鄰裡關系等。 了解中國的農業的視角 1，有勞動雇傭關系的農場佔中國農業的比重很小。上世紀90年代以前它們主要是國營，新疆、黑龍江兩省農場最為集中，新疆的國營農場之多數稱為“新疆建設兵團”，是準軍事化組織。黑龍江的國營農場和全國大多數農場一樣，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除部分破產後土地出租外，其餘部分開始實現家庭承包制，近似于中國一般的家庭經營的農業。 2，大致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了解農業問題的前提。中國的土地制度較復雜。法律上土地國有，實際上有鄉、村支配管理，國家征用土地時通常必須給使用土地的村和個人支付征用費。中國有大約八億農村人口。農業主要是沒有雇工的家庭經營方式。決定和影響其收入和生活品質的主要因素是其產品的種類、產量、農產品的價格、賦稅、教育和醫療費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農場“低保”制度的存在等；

煤老板擁有了煤礦後做的第一件事，通常是趕走老礦工，代之以沒經過培訓的農民。礦工隊伍及其結構是這樣有了根本的改變。僅這一條，就埋下了災難的種子。再看礦山的安全設施：90年代長期的虧損，使國有煤礦的安全投入“欠賬”巨大，禍不單行，這一私有化或承包，一時間更無人操心安全設備。新興的礦主多是小本經營，即使有心，也無力作安全投入，更何況他們是急于收回投資，而且打點地方官僚的耗費不薄，他們對未來也毫無信心。承包後誰來管安全？是承包商還是國家的礦務局？很多礦山在很長時間內在這些問題上扯皮，乃至于在更換一根井下的支柱時他們也互相推諉，久拖不決。

我知道，這博文的題目其實很輕佻。本人拉長臉寫礦難十年了，就輕佻一次吧。尤其是，對礦難，全中國都很，且越來越輕佻。 據新華社報道，10月27日，貴州省安順市普定縣一煤礦發生滲水事故，至少12人死亡，1人受傷。礦工的爸爸不是李剛，故在主要的門戶網站上，我們很難找到這條消息，更別說受難者的姓名了。 河南平頂山平禹四礦10月16日發生礦難造成37名礦工死亡，現在已經十多天了。盡管有智利礦難救援過程之強烈對比造成的衝擊，我們仍然沒有看到這些死難者的名單。媒體也幹淨得如大水衝過，大風刮過，沒任何後續消息。有人在網上透露，平禹礦難發生後，失蹤礦工的家屬一開始就被隔離在離礦山較遠的旅館，犯人一樣被監視，無行動自由。這樣的信息也迅速被屏蔽刪除。我們的一些多愁善感的文人使勁地拿出諸如“一個國家的光榮”之類莊嚴隆重的題目做頌揚智利拿礦工當人的文章。可人家就是不理你！ 今天4月山西王家嶺發生礦難後，媒體密集宣傳115名礦工的獲救過程，那種做作，像化妝過度的女人。公眾呼籲公布獲救者及另外幾十名死亡者名單空前強烈，也是無人理會。

中國目前城市廉價公房的建設、分配和管理的問題大得比沒有它還多。這裡首要的問題當然是腐敗，它使“廉價公房”下停滿了賊亮的轎車。其次是沒有像新加坡、香港那樣有一個合理的市政管理和負責、專業的公務員制度。 中國的市領導沒有競爭壓力，故沒爭奪選票和足夠的投資建廉價公房的衝動。同樣重要的，是它無力無心于市政及公房建設與分配管理。這不算北京眼中的政績。 因此，要減少避免員工的自殺就要創造其職業生活以外的社會和家庭生活，同時，又要避免貧民窟，建廉價公房和合理的分配管理公房制度是唯一出路。這， 又得依賴基本的透明和對腐敗的限制。我們得四面出擊。 三

（今年五月，中國社會和輿論界被富士康連續自殺的悲劇震驚，推特上的討論也十分熱烈。我當時發了好幾批系列推，然後，將推文鼓搗成這文章。 本網站發表了前其半部，全文在嫣牛博我的博客上展出，一些網站、博客轉載。現在，一些學者和大學生在經過對富士康數月的調查後，發表了內容豐富具體的報 告，借此機會，將本文放在這裡，同時也宣告本博客在長久酣睡後的蘇醒。） 1，好幾次，外國人跟我說：中國比印度巴西好太多了。你看，在北京上海深圳東莞，你看不到印度巴西那樣可怕的貧民窟。是呀，我回答：但，你知道這裡 的代價是什麼？誰在為中國城市壯麗的市容付代價？這是什麼樣的代價嗎？完全理解這些外國人。我去巴西、南非、印尼等國，那些貧民窟確實讓遊客不愉快。但， 你細看，貧民窟裡住的是親熱的一家人。父親、兄弟打工回來，迎接他們的是妻子母親姐妹孩子的笑臉和可口的飯菜。當家的精疲力竭，但可叼著煙翹著腿看電視， 在家NB，在臭水溝邊作皇帝。